群众歌曲佳作太少了

第12版(大地·文化纵横)
专栏：文化圆桌

群众歌曲佳作太少了
　　本报记者　刘琼
　　超市门前，一对中年盲人夫妇从《爱江山更爱美人》唱到《一棵小白杨》，音调不是很准。丈夫不仅会拉几下二胡，会唱的歌也不少，当然更多的是前些年街面上比较流行的“我要抱着我的妹妹上花轿”之类。许多人走过都要驻足聆听，有些感喟，又觉得有点怪诞。无论贫富贵贱，每个人都有歌唱的能力和欲望，但是具有民间性、能够准确把握普通人喜怒哀愁脉搏的歌曲太少了！
　　歌曲创作，近年来整体而言数量上呈“超生”之势，有报道，歌曲作为言志言情的载体，新歌年产量逐年成倍增长，达3万首左右。虽日产百首，然大街小巷，华堂陋室，可资平民百姓歌唱者却少之又少。多的是卿卿我我，纯粹是私语化的表达方式，少的是适合民间歌咏、抒发时代普遍情感的歌曲，因此卡拉OK也好，大合唱小合唱也好，唱来唱去的就是那么几首歌。电台电视台每日都在新歌“打榜”，MTV竞拍，有着广泛群众基础和时代感的歌曲却鲜闻鲜见。
　　如何振兴群众歌曲创作，怎样让歌曲适应群众的时代需求，记者为此采访了一些词曲作家和评论家。
　　创作前景看好
　　许多人说，群众性歌咏活动不是没有人愿意参加了，而是歌咏队伍的结构变了，歌唱的自觉性强了。作曲家瞿希贤偶尔走进公园，听见了久违的合唱，触动不小，“工人、教师、机关干部，成份多样，因为喜爱，自发地在一起练习，没有任何指令的色彩。最没想到的是，他们唱得蛮好，什么都唱，抗战歌曲、前苏联爱情歌曲，还有近年来的通俗歌曲，如《大中国》。”从此，在许多场合，她都要大呼小吁，提请专家关注公园晨练和晚练中的歌咏活动，“歌唱的主体与过去比，文化程度高了。”一位老将军，退离工作岗位后，每天早晨总是准时地出现在公园的合唱队伍里。在文化部和中国音协关于群众歌曲创作的联席会议上，做过实地考察的中国音协主席傅庚辰激动地讲述了这位老将军和他那公园合唱团的故事。“这种自发性的群众歌咏活动基本没有断过”，乐评人金兆钧也说。但是，今天的歌咏活动与过去不一样，过去政治性和任务性强，而现在自娱自乐的色彩浓，歌唱的自觉性更强，群众歌咏基础深厚的部队自不待言，企业文化的加强成为新的歌咏基地。指挥家聂中明证实了这一点：北京的许多企业包括大专院校都有水平不错的合唱团，专业指挥早就投入其中并找到了艺术创作的土壤。
　　在自己身上找毛病
　　历史的足音证明，伟大的群众歌曲记录了时代。这就要求创作者深入生活，沉下心来，提高和加强认识社会的能力。技术方面也必须与时俱进，采用新的创作手段。“老声老调肯定不行”。创作经验丰富的作曲家印青一再强调，群众歌曲对艺术质量要求特别高，一般的歌曲在某一方面符合老百姓的审美习惯，或词合意，或旋律好听，就大致可以了，但群众歌曲代表的是时代，必须具备很强的思想性，题材要多样，要有相当高的艺术性，这样才能被广泛接受和传唱，才能堪当“群众歌曲”。然而，这样的歌确实太少了！词作家付林则认为作品一定要有广泛的有品位的文化认同感，如果只是一味地媚俗，整个民族艺术修养就很难提高。
　　金兆钧认为，改编和辅导，应该成为今天群众歌曲创作的重点。单声部和大齐唱在今天已经没有市场，人群的整体文化素质提高，艺术鉴赏能力增强，在这种文化背景下，把过去当艺术歌曲唱的可以改编成简化版。“但是很少有人去做这个工作。”他指出，应该由政府来组织号召改编一些曲目，做一些光盘或伴奏带，内容应该丰富多样。除了工厂和部队外，他主张“合唱月”这样的形式已经不宜过多提倡。应该考虑到歌咏者多来自民间，联系松散，最合适的方式是组织他们联谊和比赛。中国音乐学院副院长戴嘉舫认为，新时期以来，许多群众歌曲已被流行歌曲所替代，高雅歌曲群众唱起来又比较困难。群众歌曲要想发展，就必须改变思路。比如过去进行曲比较多，如今时代不一样了，形式也应多样化。《十五的月亮》就是很好的典型。付林说，主旋律和多样化是辩证关系，强调大众化，就是让大家能听也能唱。
　　环境也要挨一板
　　印青大叹苦经，哪个作者不想写出好东西？但是社会对歌曲的需求量太大，而好的作者又很少，于是整天忙于应付，为晚会，为歌星，为企业，为出版，疲于奔命。实际上，成千上万首歌曲中，能够成为时代标记的寥寥无几，80％都是文化次品。可是，板子也不能只打在作者身上。国外保护知识产权，鼓励产生精品，作者的报酬很高，铆足劲，写一首好歌，受用不尽。我们现在多则几百块、几千块、几万块，少则几十块。“不多写，怎么生存？”许多作者包括一些歌手都这样辨析“以量取胜”的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