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奖引出的话题——喜忧参半的报告文学

第12版(大地·文化纵横)
专栏：文化圆桌

评奖引出的话题
——喜忧参半的报告文学
本报记者王必胜
　　在当代文学家族中，报告文学是一支生力军。无论就其同时代联系的紧密、反映社会生活的快捷，还是就其描绘人物记录历史的真实可信等都是其他文学样式不能比拟的。近年来报告文学的产量虽不低，读者的热情也未减，但是，面对改革纵深发展的新世纪，作为记录一个时代面貌的“艺术文告”，报告文学的发展不尽如人意。最近，正值中国作协主办的第二届鲁迅文学奖评选之际，报告文学评委们结合近年来创作实绩，就报告文学的现状和问题，以及发展趋势等进行了充分讨论，提出了一些值得关注和深思的问题。
　　“可持续发展的态势”
　　近三年来的报告文学创作，数量甚丰。从题材上看，琳琅满目，乱花迷眼，举凡近年内的重大事情都纳入视野。比如九七香港回归、九八抗洪、新中国建立50年大庆等，火热现实的激发，作家们从“改革中吸取诗情”，创作了一大批弘扬主旋律的作品。同时也有大量作品以现实的视角回眸历史，寻求中华民族灵魂的闪光点。
　　这次获奖的五部作品《落泪是金》、《远东朝鲜战争》、《西部的倾诉》、《中国863》、《生死一线》，无论是反映现实还是表现历史，作品的现实感和时代性的特色，都给人以强烈的震撼。张锲评价说，“从1997年到2000年数以千计的报告文学作品中，初选100多部，最后评出其中的5部，是一件颇费斟酌的事情。难以割舍的遗珠之憾，时常萦绕于心。但是，总的感觉仍然是令人振奋的。祖国前进的雄姿，社会丰富多彩的生活，作家们对于时代的关注和强烈的责任感，都一一扑面而来，使广大读者受到感染、受到启发、受到鼓舞。这样的优秀作品，不只是几部，而是有着相当的一部分。这次获奖的作品，只是其中的代表。”贺捷生也认为，在当前文学变革的情况下，报告文学作家“仍然如故地将他们敏锐的目光关注着社会，赋予对我们国家民族一场伟大变革的严肃思考”。历史“将会为我们以热忱甚至热血进行严肃思索的报告文学作家们，记下浓浓的一笔”。
　　何西来认为，报告文学“以其纪实性和新闻性，贴近现实人生，始终站在改革开放潮流的前沿，反映人们普遍关心的各种热点问题，歌颂那些或砥柱中流，或埋头苦干，或敢为天下先的英雄人物，为他们树碑立传；同时也揭露那些丑恶的、腐败的、阴暗的、阻碍历史发展的东西。正因为如此，报告文学与现实主义的艺术方法有着与生俱来的天然联系。报告文学家有很强的使命感和责任感，他们的作品由于能够与时代共脉搏，与民众同忧患，而在读者中引起了持续的共鸣”。
　　综观时下的文学，读者有这样那样的意见和不满，但报告文学作为一支文学的生力军的作用没有改变。其作品丰富，作家队伍日渐壮大成熟，是近年来报告文学的一个特点。白描认为，“当前报告文学创作的可喜现象之一是队伍不断发展壮大，很多以报告文学创作为使命的成熟作家保持活力，新作迭出，而很多新锐带着青春的朝气和强劲的冲击力加入到这个队伍中来，形成了可观的力量。还有一个特殊群体：一批过去从事小说创作的作家，或‘改弦更张’，或兼顾经营，投身报告文学创作，且出手不凡。这些力量的构成，使报告文学创作不但继续保持活跃的局面，而且显示出强劲的‘可持续发展态势’”。
　　失实就是失信
　　报告文学的生命在于真实。近年来，有些作者对真实的要求淡化，出现了不少虚构作品，受到读者冷落。因此，评委会对此一致认为，失去了真实性，报告文学就会枯萎。贾宏图认为，“这些年出现了对报告文学真实性的忽视，很令人忧虑，一些作者缺少严肃创作态度，他们离开事实本身胡编乱造一些离奇情节，甚至对一些重大的政治事件和重要历史人物的描写，也主观臆造凭空想象了一些令人难以置信的故事，混淆了小说和报告文学的界线。这种既欺骗历史，又欺骗读者的创作方式，已引起社会的反感，很值得报告文学界的警惕。失实的结果是失信。如果越来越多的报告文学都写成了‘纪实小说’，都写成让人总怀疑其真实性的通俗传奇，报告文学也就消亡了。报告文学失实倾向的出现，大概是商业的原因，为了适应出版商的销售需要，把短的拉长，把平常真实的故事，写得神秘传奇，结果就成了假货和水货。另外有的作家也变懒了，采访不刻苦，不认真，在宾馆里编故事，能不假吗？”
　　李炳银认为，“对社会生活内容进行真实性的描述，是报告文学的原则基础。报告文学是一种建立在作家敏锐感觉、认识、选择基础上的创作，它不是为了写实而写实，而是要借用写实的方式表达作家自己对社会现象的把握和见解。这些建立在真实社会生活内容上的真正把握了社会生活内质的东西，才是报告文学的个性特征、价值体现。报告文学是对真实的理性延伸，是对真实的理性透视与鉴别，是一种借助于真实事实实现理性判断的写作。把报告文学混同于一般的写实文学是一种简单化的粗糙见识。”
　　萧关鸿认为，因为艺术性而损失真实性是对报告文学本身的不负责任，报告文学从一产生，就有她的文献价值，人们阅读它，从中认识生活的同时，也认可了历史，由此，作品才得以流传。
　　关于报告文学的真实性，其实早已定论，但时下又成为问题，是人们在尺度分寸的把握上，出现了偏差，在众多的文学样式中，她的特色是因为真实地反映生活，反映现实，没有这个“真实”的基础，也就失去了报告文学的本身。这一点，丝毫不能含糊。
　　“长风”不可长
　　文学创作中的长风泛滥，广为读者诟病。而报告文学动辄几部曲，把一些原始材料照搬其间，越来越长，拖沓冗赘，不忍卒读。这次选送的参评作品127部（篇），长篇竟有63部。对此，评委们认为，追求长风影响了报告文学的精致、精品的出现。杨匡满认为，近些年报告文学写作中有一个带倾向性的缺点，这就是贪大求全，追求所谓“全景”、“广角”、“全方位”、“立体式”，分明几万字就够了，非写成一本书的篇幅不罢休。这或许跟现在出书比较容易有关。他认为，“是写成短篇？中篇？还是长篇报告文学，跟选题有关，跟作者收集采访的翔实与否有关，也跟作者的驾驭能力有关。有些选题本身一个短篇至多一个中篇的篇幅，足可以了。作者的驾驭能力更是至关重要，包括扎实的采访、对素材的梳理取舍以及语言的功力。有的采用拼命拉长的方法，堆砌材料，卖弄知识，引经据典，长篇抒情或议论，甚至离题万里。有的试图以一部长篇报告文学解剖、解决某个社会问题，其初衷诚为可贵，但自身的功夫未到，仓促采访，仓促成篇，效果就会南辕北辙。”这样一些作品推荐上来“角逐”全国性的奖项自然就没有“戏”了。有的作者自我感觉好得很，大有“舍我其谁”甚至“救世主”的味道，但往往忽略了自我素质、修养的提高。
　　白描也认为，“只要是言之有物，本不怕长，问题是眼下有些报告文学创作犯了与小说创作同样的毛病，贪大求长。本来可以很精粹地解决问题，却碗大汤宽，铺排张扬，似乎不高台讲经，不气势宏阔，就不是好的报告文学。这一点，需要作者从对报告文学特定属性的理解上来矫正，需要作者从自身的修养造诣上来解决。另外长风的滋长与出版者的操作有很大关系，看到纪实类作品畅销，面对某些题材，出版者总希望作者将其搞成书的规模，以求赢得相对较高的图书发行利润。为达到书的规模，作者不得不把作品拉长。有些作品写得稀汤寡水不说，甚至兑水掺沙，这样书是出来了，读者拿到手却是胃口大倒，难以卒读。出版者这种操作和写作者这种写作如再发展下去，只能使读者疏离报告文学。作品有无分量不是因篇幅长短决定的，这个常识问题必须回到我们的观念之中。”
　　当然，长与短也是相对的，不能一概否定长篇，长也有精到的，短也有浅显的，不能一味贪大求长，以是否出书了为标准。萧立军把前几次全国报告文学奖进行了比较后认为，“从整体上看，长篇报告文学的创作质量确实逐年提高，而中短篇报告文学的创作质量呈下降趋势。中短篇作品一般只能在文学期刊上发表，单独成书很难。鉴于文学期刊发行不景气的状况，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都比不过长篇作品。还有中短篇创作存在着歌功颂德倾向和有偿发表的现象，造成思想内涵肤浅，也难于引起人们的阅读兴趣。但中短篇并不是没有好作品，写得很深刻很有阅读价值的作品还是不少的。从某种意义上说，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正在左右着我们的文学创作。”他认为，把中篇内容拉长为长篇的现象，也是因市场的缘故而产生的一种不良现象，值得作家们警惕。
　　贺捷生则认为，“没有谁能够规范报告文学作品到底以多大的篇幅为准。然而，动辄所谓的‘全景式’和‘大信息量’，以及市场化的操作，对报告文学产生的影响，是个不容置疑的事实。”所谓的“全景式”的“广度”和“纵横四海”式的所谓丰富信息量，多多少少会以牺牲“深度”为代价；泛泛的“全面”也必然会导致牺牲针尖般地直指问题实质的“点”的后果。
　　何西来认为，“我们并非一般反对长。现在是硬拉长的居多，议论不精当，抒情无节制，材料多堆砌，干货少，水货多的倾向相当普遍。报告文学本来以反映生活的快捷、及时为特点，所以还是应该提倡型制短小精悍的作品。‘长’风是到了该煞一煞的时候了。另外，某些报告文学作品广告化的倾向也值得注意，这类作品溢美之辞多多，败坏读者胃口，违离报告文学严格的真实原则，有损作家和作品的形象。不可等闲视之。”
　　朱向前把当前报告文学的问题概括为三点“隐忧”：一是“拼题材”。不少人在题材选择上动脑筋，拼大胆，甚至于押宝，把“题材选准了就等于成功了一半”变成了“题材决定论”，而疏于在深入采访素材、精心提炼思想、打磨语言艺术上下功夫；二是“抢速度”。采访如蜻蜓点水，跑马观花，写作下笔万言，一挥而就，一篇作品十天半月即大功告成，读来只见新闻，不见文学；三是“比想象”。一些文字都不大过关的作者的基本素养向来为人们所诟病，尤有甚者，在不少冠以“报告文学”或“纪实文学”中，常常能读到一些早已作古的人物之间的“精彩对话”，甚至是细腻入微的心理活动描写，不得不让人常有呼吁报告文学“打假”的冲动。
　　“莫辜负了这好山好水好时光”
　　报告文学是当代文学之林一株葳蕤葱郁的大树。虽然她是文学家族的新品种，但枝繁叶茂，根深蒂固，得益于时代和文化的厚爱和滋润。如何培植这株文学之树，张锲认为，“我们正生活在一个中华民族前所未有的大好时代里。祖国的山山水水，处处都在闪射着绚丽的光彩，生活中可歌可泣的风流人物所在皆是。这个时代，无论是秦皇汉武或者唐宗宋祖的全盛时期，都无法比拟。能够生活在这样的时代，不仅江山有幸，人民有幸，作家们也有幸。报告文学应该有更加浓烈的时代感、更为优美的文学笔触，应该为我们的时代抒写出一幅幅更为壮丽的画卷。莫辜负这好山好水好时光！人们有理由希望在这棵正在茁壮成长的大树上，开出更香更美的花朵，结出更为健硕的果实！”
　　贺捷生则用“思想的力量”来描述报告文学的作用。她认为，报告文学里不能没有议论和评判。这是体现一个报告文学作家思想深度和生活积累广度以及对各种事物（政治、经济、外交、社会乃至人的心理等等）的深厚理解认识的关键所在。“少见多怪”是一些作品中恐怕不经意流露的一个较为普遍的情况。作家以为很新鲜和令他所震动的，实际已经“事过境迁”。我们的作家，不应该是自谦式的“普通人”。而实际上，我们就是千千万万百姓中从事写作这个职业的普通人。如果做不到这一点，我们实际上还距离文学家应该有的“思想深度”和深厚的生活积累和理解能力，有相当的距离。
　　杨匡满也认为，“报告文学既然是文学，理应遵循文学创作的普遍规律：它应当是典型的、美的、生动可读的、精炼的。生活本身是矿石，材料、语言本身也是矿石。即使是富矿，也需要提炼，而不是现趸现卖，有多少就往自己作品里抄多少，甚至再添加泡沫。现在是到了该呼吁多写一些，多发表一些中、短篇精品的时候了，这样可以少浪费一些读者的时间，也少浪费一些纸张，减轻一些环境污染。”
　　李炳银认为，当前报告文学要“正名”。他说，当报告文学具有一种普泛性覆盖现象的时候，报告文学却出现了名分的混乱。现在，因为报告文学以对生活事件人物的写实描写为原则和基础，所以，每当进行报告文学评奖或研究的时候，总会出现对作品体裁认定的模糊与混乱情形。因为报告文学的写实性特征，就有纪实性的散文、回忆录、传记作品及一些名为纪实，实际上显然有不少虚构成分的纪实作品参与其中，结果，导致了人们对报告文学认识的纷乱，使报告文学变得更不易明晰和把握了。这种现象应当尽快得到废除，使报告文学的名分、个性特征真正得以正名。
　　一部优秀作品的问世，一个文学门类的良性发展，是个系统工程，除了作者之外，编辑也是个重要的方面，对此，有的评委认为，编辑的责任应当强调一下，首先是要有精心引导，再就是要精编，不能仅仅从商业市场的角度着眼，过分地热衷于商业炒作就毁了报告文学，毁了作者，也毁了文学。这不是危言耸听。报告文学的市场化商品化倾向表现，名目繁多，值得警惕。有专为名人立传、捧名角、“傍大款”，也有的作品为尊者讳、为有权者歌功颂德，其创作初衷也是可疑的，而这类作品也很有一些市场。评委们呼吁：报告文学是个年轻的品种，不能玷污她的纯洁性，为了这个颇受读者喜爱的文学样式的健康发展，我们大家都有责任爱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