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短论三题

第4版(大地·评论)
专栏：

文艺短论三题
　　抓“德治”首先抓评论
　　在中国作家协会第五届全国委员会第六次会议上，作家们对江泽民同志在全国宣传部长会上的重要讲话中关于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紧密结合的提法格外关注，讨论得特别认真。
　　作家被誉为“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对“德治”自然感触很深。江泽民同志说：“伟大的事业需要并将产生崇高的精神，崇高的精神支撑和推动着伟大事业。没有坚强精神的民族，是没有前途的。”这话讲出了“德治”的本质，就是要产生崇高的精神，来支撑起在新世纪中华民族全面复兴，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壮丽事业。中国作家理所当然是这个事业的参与者，理所当然要为产生崇高精神有所作为，有所贡献。他们必须要用优秀的作品积极参与民族先进文化、民族伟大精神的积累。所以说，在我们这个时代，特别要求中国作家要有历史使命感和社会责任心。
　　实际上，作家们的感触是有现实针对性的。那就是面对世界各种文化思想互相激荡的复杂现实，作家们的思想正在接受严峻的考验。应当承认，并不是所有的作家都能保持这份清醒。例如，在一些作品中流露出宣扬拜金主义、享乐主义、个人主义、历史虚无主义等不健康病态的思想情绪，都在表明一种道德失范。这种失范已在读者中产生了一定的负面影响。文艺作品要给读者以“德”，首先作家要有“德”；要给读者精神，首先作家要有精神。所以，文艺界也要大力倡导“德治”的思想，加强社会主义的道德建设，让“德治”深入人心，调动起广大作家为时代、为民族、为人民创作出更多优秀作品的巨大热情，成为“民族灵魂的工程师”。
　　当前，文艺创作中强调“德治”，就是强调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强调“三个代表”，并在这个基础上，在文学创作中树立正确的具有时代精神的创作思想。这方面，文学评论应该承担起更多的责任。文学作品的社会影响，通常需要评论的推波助澜才能更加迅速有效地产生。正面的影响是这样，负面影响也是这样。对创作的引导也要依靠强有力的评论来实现。在相当多的时候，评论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从某种意义上说，评论家的“德治”意识要更清醒、更鲜明、更坚定。抓“德治”，首先要抓文学评论。
　　先进技术与先进文化
　　我一直有个困惑：网络到底是一种先进技术，还是一种先进文化？知识经济到底是一个先进的技术时代还是一个先进的文化时代？现在谈论先进文化及其发展方向的很多，但如何深刻理解把握其实质仍然是个问题，还应做深入探讨。我以为，当作先进技术和先进技术时代来看，比较容易理解，如果当作先进文化和先进文化时代看，我们就会发现，二者其实很难等同，尽管二者有着紧密的联系。
　　比如，运用一种先进技术造福人类，创造人类新的文明，这可以说是先进文化；但用先进技术来造祸人类，利用技术优势来企图控制别人，恐怕就不能说是先进文化，反而是一种落后文化。从世界现实状况看，许多先进技术并非用来造福人类，例如导弹。所以，我们谈先进文化，不是在谈一个抽象的理论学术概念，而是谈一个具体的社会历史实践，肯定要和现实以及现实的功利联系在一起。进一步思考，我们还可以发现，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民族，对文化先进与否的理解存在着相当大的差异。在基督教国家被认为是先进的文化，在伊斯兰国家可能就不这么认为，西方认为是先进的文化，东方可能就不这么认为。可见，一进入文化的范畴，就无法回避一个国家的意识形态以及一个民族生存的历史和精神的历史。在作出这些区别后，来谈文化的先进与落后，可能会更到位。要不，就容易片面以为，谁占有先进技术，谁就占有先进文化。
　　就我们民族自己的文化而言，当然会有先进与落后之分。但当我们向世界承认落后时，并非说我们文化落后，而更多地指科学技术的落后。因此，我们要坚持改革开放，要向发达国家学习现代科学成果，要向其他民族学习优秀文化文明成果。没有这种学习，就会夜郎自大；有了这种学习，民族文化才会进步。我们谈先进文化及其发展方向，是站在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立场上的，是和我们民族的前途命运生死存亡息息相关的。离开了这个立场，就很难搞清楚什么是先进文化，先进文化有什么意义。
　　我以为，江泽民同志提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中关于代表先进文化的发展方向的论述，有鲜明的政治立场和民族立场，是在本世纪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事业的指导理论。
　　创新也是文学的灵魂
　　新时期，中国当代文学曾有一个“探索年”，前后出了不少作品，提出了一些新观念。后来理论评论界在进行反思检讨中普遍认为，这些作品与观念受西方现代派的影响过重，有很多直接照抄照搬，并不适合我们民族的文学思想选择方向，没有多少创新意义。这种估计，的确使许多作家意识到对探索突破创新应持较为谨慎的态度。尽管后来一直有作家在做各种各样的文学探索，但并没有引起特别注意，整体上也没能造成一种态势。与此同时，文学过分地迎合商业化潮流，势必抑制了文学探索的要求与能力。
　　新世纪一开始，整个社会涌动着一股呼唤“创新”的激情。我们注意到，“创新”这个概念被提高到一个政党、一个民族的“灵魂”的高度来认识和强调。可见，并非一种权宜之计，而应看作是在全球竞争背景下提出的具有时代紧迫感的生存发展开拓进取的政治新理念。没有了创新的灵魂，我们就面临没落失败；有了创新的灵魂，我们就有了朝气，有了希望，有了主动，有了美好的前途。这股社会激情，也一定会激动多年在低谷中困扰挣扎的文学，使文学感受到一个振兴时代的来临。
　　创新也是文学的灵魂。文学是一个充满创新热情，充满创新冲动，充满创新精神的事业，没有了这个活的灵魂，也就没有了这个事业。从这个角度看，我们的文学长时期地在低谷中徘徊，是否与我们创新意识衰退，创新热情疲软，创新能力下降有直接的关系？答案显而易见。尽管过快的商业化进程会给文学发展带来一些矛盾，但有创新精神的文学一定会面对现实，解放思想，勇于探索，把不利的因素化为自己发展的契机，从而创造出具有时代精神、时代力量的文学。如果不是这样，那只能说文学自身需要反省。
　　文学创新的表现形式虽然是作家个人化劳动，但其创新的意义与价值却是由社会来评估和确认的。因此，文学创新必然与时代的要求、社会的发展、人民的利益、民族的振兴等主题紧紧联系在一起；也可以说，是和“三个代表”的精神联系在一起的。一个作家的探索，只有符合这样的大利益，才会被认为有创新，有意义。
　　编后语：今年以来，评论家木弓在《文艺报》“时评”专栏发表短论文章二十余篇，结合当前文艺现象，联系国际国内文化格局，观点鲜明，入情入理，针砭时弊、文笔犀利，引起广泛关注，产生了很好的社会影响。现选发其中三篇，以飨读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