樟树下的沉思——毛泽东：从井冈山到瑞金

第8版(大地·作品)
专栏：七一之歌

樟树下的沉思
——毛泽东：从井冈山到瑞金
徐怀谦
　　赣西、赣南多樟树。从井冈山的茅坪、茨坪到瑞金的叶坪、沙洲坝、云石山，毛泽东旧居的房前屋后都有一两棵或几棵枝繁叶茂的樟树。这些树，有几百年的，也有上千年的，一样的冠幅巨大，郁郁葱葱，如今已经和树下的“毛泽东读书石”一起构成了一道独特的风景。一株古樟，一个石礅，或许不值得用多少笔墨去渲染，可是如果我们把它们放到1927年10月至1934年10月那样一个战火纷飞的年代，再把它们和一个伟大的名字“毛泽东”联系在一起，我们的追慕和缅怀之情不禁油然而生。
　　不知道前人有没有留下吟咏樟树的诗篇，读读当代人的这些诗句，比如周南的《访叶坪》：“叶坪樟树尚扶疏，一代伟人有旧居。晓去田园询家事，夜研马列著新书”，邹荻帆的《访红都瑞金》：“樟木参天留厚爱，绵江水碧念先行”，遥想一代伟人在戎马倥偬的岁月里，仍有暇坐到樟树下去读书看报，那种场景确是有几分诗意的。
　　然而我错了。
　　大家都知道邓小平三落三起的传奇经历，其实，毛泽东早年也曾三次被开除出中央委员会，而且正是在井冈山、瑞金时期。
　　毛泽东自己说过，他的政治生涯中有过大小二十多次挫折，其中比较大的有三次：第一次，1927年11月，因在秋收起义后，没有去攻打长沙而是把队伍带上井冈山，他被撤销了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和前委书记的职务，甚至误传被开除了党籍；第二次，1929年6月，在红四军七大上，受到严重警告处分，前委书记一职落选；第三次，1931年3月，在瑞金召开的苏区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史称“赣南会议”）上，他遭到批评、指责，被排挤出党的领导岗位。原任的红一方面军总前委书记和总政委的职务也落空了。同年11月7日，“一苏大”召开，毛泽东虽被选为临时中央政府主席，但被停止了中共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一职。和前两次挫折相比，第三次落魄的时间最长，断断续续，可以说一直到1935年1月遵义会议召开。毛泽东后来说，“从1931年到1934年，我在中央根本没有发言权。”他主要做一些后方工作。虽然曾一度被恢复红军总政委职务，然而好景不长，1932年10月，在宁都召开的苏区政治局全体会议上，他又被解职回后方，除了做春耕秋收、征兵办学等政府工作，有时也根据战争情况，给中央写写信，提提意见。
　　一个领袖，是在不断的斗争中成熟起来的。这种斗争，既包括严酷的对敌斗争，也包括并不轻松的党内斗争。从某个角度来说，后者尤其劳神费力。更为糟糕的是，在这段时间里，毛泽东身体一直不好，得了恶性疟疾，睡眠也出了问题。这样看来，樟树下的毛泽东的生活并无多少诗意可言。但“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他正是在这样的逆境中愈挫愈奋，开始了生命中最重要的思索。
　　是他，在一根灯芯的油灯下（当时规定红军将领可以点三根灯芯），写出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回答了红军中普遍存在的“红旗到底能打多久？”的疑问。
　　是他，向古人学习，向书本学习，从打仗中学习打仗，与朱老总一起总结、制订并熟练运用“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十六字诀，取得了黄洋界保卫战和前四次反围剿的胜利。
　　是他，通过一次次血的教训，通过对中国国情的深刻了解和把握，探索出“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
　　然而真理一开始往往掌握在少数人的手中。当时，由一些在苏联“朝过圣”的年轻人组成的中央代表团，一心要进攻中心城市，嘲笑毛泽东是山沟沟里出来的土包子，说什么山沟沟里出不了马列主义。毛泽东这个湖南人的辣椒脾气上来了，他警告说：一定要把打中心城市“放在脑后”，“比脑后还要后，叫做放在屁股后！”他说，委员可以不当，但意见一定要坚持。
　　毛泽东被孤立了。
　　但他没有气馁，没有颓唐。相反，他在观察，在思考，在等待。当他的目光从书本上移开，投向头顶那茂盛的樟树叶、那粗壮的树干时，毛泽东感到了一种蓬勃向上的力量。那些日子，在同王明“左”倾路线进行极为艰苦的斗争之外，毛泽东主要做了两件事：一是搞调查研究，二是读书写作。
　　白皙、瘦高的毛泽东身背斗笠，脚穿草鞋，深入湘赣边区农村，做了大量细致入微的调查。在井冈山，他完成了长达数万字的《宁冈调查》、《永新调查》；在苏区，他写了《寻乌调查》、《长冈乡调查》、《才溪乡调查》等典型材料。光一个《寻乌调查》，就有五章三十九节，共八万多字。我们今天熟知的名作《反对本本主义》，就是他当时所写的文章《调查工作》中的一部分。
　　另一方面，严酷的生活并没能掩住毛泽东身上的诗人气质。这一点集中体现在他的读书生活上。
　　在井冈山的时候，有些红军军官称满腹经纶的毛泽东是“诸葛亮”。他不像是一个军人，倒更像一个白面书生。据说，只在朱毛会师的时候，有人看见他带过枪，还说了一句：“背上驳壳枪，师长见军长”（当时朱德是红四军军长兼10师师长，毛泽东是党代表兼11师师长）。此后，人们再也没有见过他身上带枪。他最珍贵的家产就是两个书篓。因国民党对井冈山实行封锁，读书看报谈何容易。所以他给警卫排的战士明确规定这样一个任务：每打下一个地方，必须趁机搜集各种书籍、报纸、文件。1928年5月，毛泽东专门派31团的一个营去攻打茶陵县的高陇圩，目的有两个，一是粉碎敌人的会剿，另外就是要到时任南京国民党中央政府军政部长的谭延闿家中去找报纸。里面果然有毛泽东渴望许久的《三国演义》。毛泽东说不出的高兴，连声赞道：“真是拨云雾见青天，快乐不可名状。”
　　在中央苏区，毛泽东有了更多读书看报的机会。他说：“1932年秋开始，我没有工作，就从漳州以及其他地方收集来的书籍中，把有关马恩列斯的书统统找了出来，不全不够的就向一些同志借。我就埋头读马列著作，差不多整天看，读了这本，又看那本，有时还交替着看，扎扎实实下功夫，硬是读了两年书。”
　　时任漳州中心县委秘书长的曾志回忆说：“在龙溪中学图书馆，他一边翻一边说，这个好，那个好，找了有好几担书，用汽车运回中央苏区，其中有《资本论》、《两种策略》、《论‘左派’幼稚病》、《反杜林论》等书。”
　　他的妻子贺子珍说：“读书是他最大的乐趣，他的口袋里常常装着一本书，有点空闲，就拿出来看。所以后勤部门为他做服装，都根据他的意思，把衣服的两个口袋做得大大的，好往里面装书。”
　　机遇只偏爱那些有准备的人。1935年1月的遵义会议确定了毛泽东的领导地位，岂不是历史的必然？
　　几十年过去了，弹指一挥间。建党八十周年前夕，我来到井冈山、瑞金，樟树犹茂，伟人已逝，然而我看到，伟人开创的事业正在发扬光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