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版()
专栏：
山村卫生所
新鸿
北京延庆县西二道河公社卫生所座落在对峙的山口内，山口仿佛是一扇门，门外是平川地，门里是山的世界。
那天傍晚，我到卫生所去找所长张起宗。他约莫三十多岁，脸上带着山区乡民特有的诚朴气息。
正谈的时候，一个手里拎着小包的中年社员掀开竹帘走进来，他一进门就笑呵呵地说：“请你们尝杏儿。”说着解开小包，一堆黄里透红的杏子在桌上散了开来。几个年轻的女医务人员熟识地招呼着他，一边围拢过来挑杏子。
“李文起同志，这儿的老病号。”张所长向我介绍。
“早先的老病号。”李文起纠正似地补充了一句。我问他害过什么病。
“喘病。”他装上一袋烟，吸了几口又说起来。
“唉！这号病真受罪，犯起来喘得上气不接下气，吃不下睡不稳。一九五八年冬天，病犯得特厉害。一天下午，托人给所里捎了急信。俺住在南山里山丁沟，离这儿三十多里，走一趟要翻三道岭梁，俺想路滑山高，天又下着雪，医生恐怕来不了。没想到后半夜，谢医生喘吁吁地赶来了，身上又是泥又是雪，看样子摔了不少跤，他守了俺三天三晚，直到好转过来才离开……”他透了口气：“要不是医生一个劲儿治，俺早就和俺爹一样了！”
“他爹就是这个病死的。”张所长低声告诉我。原来，李文起的爹年轻的时候就得了哮喘病。家里穷，没钱去治，拖了十多年。一想起他爹病在床上，没日没夜喘成一团的惨样儿，李文起就伤心。可是在旧社会，这一带深山沟里，医生的手从来没有挨过脉门的穷人有多少啊！李文起没想到自己闹上这种病，当时他心都凉了半截。队里干部安慰他：“不要怕，这不是旧社会了，俺们社有卫生所，能治好的。”李文起半信不信地找了卫生所，没想到几年时间，病真治好了。
“您现在能干活儿吗？”我问他。
“怎么不能？俺在公社养蜂厂哩。今天厂里叫我到县里买东西，就顺路来瞧瞧。”
一个年轻的女医务人员笑着插了一句：“他可是这儿的常客呢！”
“是呀，几天不见，就惦记着想来所里看看。”李文起点点头又转向我：“今天进城，俺想，带点什么给医生呢？一瞧，院里那棵杏子好些红了，就赶快摘了一包。时间紧，也没来得及挑好的，算是尝尝新吧！”
山区节气来得晚，北京城里水果摊上早堆满了杏子，这儿杏子才熟，咬一口的确有些酸涩，但是所里的人吃得津津有味。是呀，有什么能比得上这堆杏子所表达的心意呢？
我跟随所里的老中医胡永茂出了一次急诊。
那是一天晚上，他刚出诊回来，电话铃响了。他听完了跟我说：
“门泉石有个小孩病得很重，得去瞧一下。”
“就去吗？”我看看手表，已经是深夜十点多了。他点点头，急忙动手收拾救急包。我决定和胡医生一起去看看。
门泉石在南面群山里。起初，借着西斜的月牙儿还可以模模糊糊地看见脚下灰白色的山路。稍后，高山遮住了微弱的月光，四周更暗了。本来就坎坷不平的山路，这时更是高一脚，低一脚。有些地方连路也没有，就在石块的坝堰上，卵石河道上穿来穿去。四十多岁的胡医生，背着十来斤重的救急包走得很自如，我空着两手还有点跟不上。快到岭顶的时候，他大概觉察出我有些累了，就提议歇一会。
“真不好走。”我透了口气坐下来。
“今晚还不错呢，没有风，也没有雨。”
“这大概是最难走的一条山路吧？”
“不，”胡医生点燃烟斗吸了一口说：“三岔才难走哩，有几处直上直下，碰上大雪天，得变成四条腿才能爬过去。”
听了末一句话，我笑起来。胡医生初到所里，也是走不惯山路，出诊一趟就累得腰酸背痛。但他却一点也不在乎，只要听见社员有急病，不管白天黑夜，风里雨里，拔脚就走。日子一久，脚力就给他练出来了。
“咱们去吧？”胡医生磕磕烟袋站了起来。我们又继续赶路，十二点多到了门泉石。村里静悄悄地都睡熟了。他绕到一家瓦屋窗下叫了一声。“哟！胡医生，快到屋里歇歇吧！”主人连忙亮灯开门把我们让到屋里。“黑灯瞎火，钻到山窝里来瞧病，真是好医生呵！”一间房里传出一个老奶奶激动的声音。昏黄的灯光下，孩子躺在炕上，胡医生紧着问病情，接着就凝神地摸起脉来。
看完碓臼石生产大队长吴恒亮的病，太阳已经当顶了。山里静幽幽的，什么声音也没有。吴恒亮家里人说：“老张，歇会儿吧！”张起宗一面收拾卫生包，一面说：“不啦，趁歇晌刨点药材去。你去吗？”后一句话是冲我讲的。这句话使我记起了这个所里的医生都有个副业——刨药材。刨来炮制好，再拿给有病的社员使。所以同一剂药，往往价钱要比外地便宜一些。今天，我跟着张所长翻山越岭，串村看病巡回了好几个村子，的确有些累了。但是看到他这么有精神，我也鼓起劲来，借了锄头就一起下到沟底。
这是一条大山沟，沟底有一线溪水，两边杏柳交加，刚走了不多远，张起宗就放下筐子，指着地上一排二尺来高，羽状复叶的小灌木说：“看！苦参。”就动手刨起来，一会儿，刨出了几段黄色的树根来。他把树根递过来，我凑过去闻了闻，有一股苦气味。“苦吧？别看它苦，是治痢疾的良药。”
“你们这儿出多少种药材？”我问他。
他用手指指周围的山：“这都是些宝山，找药材并不难，只看你找不找。”
当我们抱着一堆药材在树下歇凉时，我就问张所长刨药材的事。原来，一九六○年天气干旱，药材来源少。医生们开起方子来不是缺这，就是缺那。“用药如用兵”啊，不能缺一种。张起宗想来想去，记起了当年跟赵主任刨药材的事。
那是一九四七年，解放战争正激烈地进行着，五十多岁的老共产党员赵利民，领着张起宗和另一个年轻的中医组成了“阜高营药社”，给这一带的农民游击队员瞧病。那时药材奇缺。有一天，张起宗正在药社院子里，忽然看见赵主任背着一袋什么东西喘吁吁地走进来，进门往炕上一放，就一面抹汗一面高兴地问，“你猜是什么？”不等答话，他就急忙解开了口袋说：“是药材。”药材！张起宗一看还是整段整段的树根，大捆大捆的草。“生的？”“生的怕什么？咱们自己炮制，总不能缺着没药使。”说着就动手把药材晒在院子里。
解放了，条件好了，这些事也就淡忘了。张起宗想起了这件事，觉得这个老办法不能丢掉，要拣起来传下去。第二天，他到三岔那边出诊，就背回了三十多斤益母草。这个风气就这样在所里传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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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在我这岗位上
我爱上了打铁
湖北麻城中一农具厂徒工 罗佐宝
“叮当叮”，清脆的声音响彻了四方。农村人民公社社员们一听，就知道是我们锤打锄头的响声。每当社员买了一张新锄头去的时候，我的心情多么愉快啊！想到锄头怎样在地里斩断了草根，疏松了土壤，培育了幼苗，帮助公社夺得了粮棉丰收……，我在炉边就更有劲地抡起铁锤来了。
我是一九六一年初中毕业分配在中一农具厂的。到农具厂的同学共有四个，晚上，王厂长把我们四人叫到了他的房里，关切地说：“你们来的正好！我厂很需要有文化知识的青年来学习技术，现在经厂委会讨论决议，你们都去当学徒……。”我一听这句话，心里说：啊呀，我怎能打铁哩？可是，厂长还在说：“我想你们的觉悟是高的，工作一定是热情的。”我哪里听得进去？勉强地坐到散了会，没精打采地回到了宿舍。万料不到，毕了业，来打铁！岂不是“白读”了吗？躺在床上，怎么也睡不着觉。
第二天师傅叫我拉风箱，我拿着风箱杆，或快或慢，炉子里的火时旺时熄。师傅耐心地告诉我，怎样拿风箱杆，脚步怎样挪动，我却丝毫不介意。师傅开始教我怎样把一块铁打成锄头，我拿起了大锤，累得气喘吁吁。师傅怕我闭住气，就说：“出力的时候要哼声。”我却不好意思出声。烟煤经燃烧，涨满了一屋烟，下班的时候，还要挑煤渣，漆黑的灰尘沾满了一身。心里更厌烦这行业务了。
春节放假了，我到家对母亲说，不想再去农具厂了。母亲生气地说：“不服从国家的分配，这还行？”母亲从村里办互助组起，一直到现在，都是担任妇女生产队长的职务。有一天，她派工叫我去挑粪，挑了一天，肩头压得很痛，身体疲倦极了。心里想，农民的劳动这样艰苦，我为大家造农具能怕艰苦吗？我打退了怕热、怕脏、怕累的念头，决心回厂好好劳动。母亲说：“那就好。你爸爸在过去给地主家当长工，因一只脚坏了，不能出力，经过了勤学苦练，才学会了做木器。可是，那时候有点手艺，生活也难维持下去。好容易盼来了解放，打倒了恶霸地主，分得了田和地，加入了互助组，咱家才真翻了身。这得感谢毛主席和党！孩子，不要忘了根本！读了书要更听党的话。过去，穷人家的孩子能有读书的机会吗？”母亲的话虽短，意味却很长，引起了我的回忆：刚一解放，我就背着书包上了学校，以后由小学升到了中学。公社每月补助伙食钱，并且学习是助学金。我能读到初中毕业，亏了谁的教育和培养？为什么分配的工作不愿意干呢？越想越觉得对不起党。
回到了厂里，我对厂长说出了我的思想。厂长说：“的确，没有平川比不出高山，没有辛酸比不出香甜。没有无产阶级的世界观，便不能正确地对待社会主义革命事业。”夜晚，召开了全体职工大会，老师傅们纷纷发言说：过去，学徒要摆酒宴，请师傅，还要签约：“上楼下楼，跌死去毬；挑水洗菜，摔死莫怪……”，整天给师傅做家务事，何曾有到炉子旁学习技术的机会哩，吃了多少的含糊饭，睡了多少的无脚床（打地铺）。现在，可完全不同了，有了洁白的工人住宅、干净卫生的公共食堂，而且每天工作八小时，有了足够的休息时间。社会主义的工厂可真是胜似天堂哩！
我眼泪差点儿流了出来。我真是身在福中不知福啊！现在，我深深地体会到，社会主义革命事业没有高低贵贱之分，个人的志愿与兴趣要服从祖国的需要。农业技术改革的伟大事业，正需要我们农具厂的工人贡献力量，正需要我们年轻人献出青春。
我终于爱上了打铁。打铁炉旁，既是学习技术的场所，又是锻炼身体、意志的熔炉。我已在炉旁干了将近两年。现在，我的身体长得多么结实啊！我的意志也锻炼得更坚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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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写给美国黑人兄弟
铁弦
是谁扼杀了自由神？
是谁玷污了林肯的荣誉？
不能饶恕肯尼迪和他的同伙，
他们杀人放火，到处横行无忌。
强盗们制定了新的法律，
黑色皮肤就是犯罪的证据。
四十多州像一个大监牢，
受难的黑人呻吟在人间地狱。
梅加·埃弗斯的牺牲激起了冲天怒火，
小石城、伯明翰的血痕又怎能忘却？
黑人们已经觉醒，
向压迫者伸出了钢拳铁臂。
兄弟们，要警惕！
别相信豺狼的甜言蜜语。
说什么：“维护人权，给予权利……”，
那都是骗人圈套，阴谋诡计。
唾弃他手中的橄榄枝，
揭破那伪善者的美丽画皮。
无论他玩弄多少花招，
到头来定要一败涂地。
一切革命的人民，不分肤色，不分地域，
联合起来吧！
让我们高呼：
“打倒最凶恶的敌人——美国帝国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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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说新书
金受申
说评书、唱鼓书，是有悠久历史、被群众喜爱的文艺形式，但是，绝大部分评、鼓书的内容，都包含了封建、迷信、荒诞的毒素。说新书，是不是群众欢迎呢？事实给做了答复：一九五八年初春，评书演员两人、西河大鼓演员两人，一齐到门头沟矿区两家书馆演出新书：评书是李鑫荃说《保卫延安》、李荫川说《吕梁英雄传》，西河大鼓是刘田利唱《铁道游击队》、贾莲芳唱《林海雪原》。两个月的演出，轰动了门头沟，门头沟的听众，大部分是煤矿工人，这些新书，大大地感动了矿工。有的说：“我们天天在井下，进行着社会主义劳动，到井上休息，要听听评鼓书吧，却都是皇上登殿、剑客杀人，这多不带劲！”有的说：“我们天天用风钻采煤，济公长老却会用一句‘唵勅令吓’，让大山崩裂，那就不必要矿工了，请济公长老来好了。”……在两个月演出完了时，有二十多位矿工，联合送了四位演员一面锦旗，旗上的大字是“全心全意为工农兵服务”。听众送说书演员锦旗，这是史无前例的。这面锦旗，可以说是不平凡的，它是发展新评书的一面红旗啊！
这真是一面红旗，请看，就在当年的夏天，举行“北京市曲艺会演”的时候，评鼓书里，新书就占了约及一半。一九五九年四月“宣武说唱团”成立以后，组织起来的评鼓书演员，在党的领导下，新书的阵地，更迅速地扩大起来：演员除了上面说的四位以外，又增加了不少位改说新书的演员，同时又吸收了青年学员，学习说新书；书目除了上面说的四部书以外，又增加了《平原枪声》、《烈火金钢》、《苦菜花》、《红旗谱》、《敌后武工队》、《野火春风斗古城》……最近，又添了《红岩》，说新书的花朵，是越开越多了。
文艺小说是看的文艺作品，它有它的穿插写法，照本宣读，是不成的，说书演员必须有一套熟练技巧的加工，才能成为说的文艺作品。现在，农村、工厂都很欢迎听新书，并且工人农民个人也喜欢业余说新书，这就不但需要职业演员去给工人农民说新书，还需要职业演员去辅导那些业余爱好者。这是扩大阵地的一件大事。“北京市劳动人民文化宫”首先举办了评书学习组，跟着，宣武区、崇文区、东城区、朝阳区的工人俱乐部，也都成立了评书学习组，这五个学习组，都是由演员李鑫荃辅导，他一面示范说书，一方面讲解评书技巧。李鑫荃以绘声绘色的说书技巧，演述“江姐下船”、“双枪老太婆劫囚车”……，真把那些业余爱好者吸引住了，连咳嗽都不肯咳出声来。现在，有好多学习组的学员，已经明场演出了几次，一般听众，又被他们吸引住了，这说新书的种子，越撒越多，越撒越广，说新书的阵地是逐渐扩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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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争自由反歧视（木刻） 张佩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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