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版(国际副刊)
专栏：古今人物
华盛顿故居行
陈特安
美国一位作家曾经说过：“英国对世界最大的贡献是莎士比亚的作品，而美国的则是华盛顿的品格。”这足见美国开国总统乔治·华盛顿在美国人心目中的地位。据说，到华盛顿市的游客，不管是美国人还是外国人，少有不到华盛顿故居瞻仰、缅怀一番的。
从市区驱车沿着波托马克河南行，途经华盛顿生前最后检阅联邦军队的维多利亚镇，约一小时工夫就到达华盛顿故居的所在地弗农山庄。
弗农山庄坐落在俯瞰波托马克河的山丘上，原是华盛顿家族的一座庄园，名叫“猎溪山庄”。后来，华盛顿的哥哥劳伦斯为纪念他在海军服役时的上司海军上将弗农，将它改为现名。这里并非华盛顿的诞生地，他生于维斯兰摩郡的另一庄园，３岁时才随父迁居于此。
步入山庄大门，但见山庄布局整齐，一片宽阔的大草坪居中，绿茵如毯。路旁有各种果树，传说多为华盛顿亲手所植。铺沙小径分左右绕草坪通向南端正中的二层楼的白色主建筑，这便是华盛顿的起居所。在主建筑左右，匀称地分布着多幢不同用途的单层小屋，在大草坪左右两侧，有修剪整齐的各式种植园、花园。漫步其间，仿佛被带回到１８世纪的美国庄园，满眼山清水秀，有一种宁静幽雅的感觉。华盛顿生前也非常喜爱这座山庄。他说，“在美国，没有比弗农山庄更可爱的地方了。”
顺着沙砾小道，我们来到了故居博物馆。墙上挂着华盛顿家族的家谱，室内陈列着的都是华盛顿的遗物。如一撮华氏金黄色的头发；一套中国明朝的古花瓷器及日本等各国送给华盛顿的礼品；还有几把军刀，其中一把刀身镌文曰：“此剑出鞘，非为血气之争，应为卫国而战。护国拔剑，宁死不屈”。寥寥数语，浩然之气，跃然剑上。至于华氏夫妇衣饰书稿文物类的展品也非常丰富，足供参观者久久流连。
在讲解员的带领下，我们怀着极大的兴趣到华氏居住的主楼参观。故居是一幢红顶白墙、两层半的英国乔治式建筑，楼前植有古槐和草坪，朴素无华。
一楼起居室、大小餐厅和书房，均以华盛顿遗物布置，一如其生前模样。大餐厅主楼内最大的房间，可供二三十人的正式宴会之用。据讲解员介绍：约克郡战役在此筹划；华盛顿５７岁时在此被通知当选美国第一任总统；华盛顿逝世后，遗体曾在此停灵三天，随后安葬于弗农山庄。小餐厅是平时家人进餐之处。餐桌上按当年模样，摆着面包、菜肴、樱桃和红酒。据介绍，华盛顿生活简朴，他曾在给友人的信中说：“我不喜欢矫枉过正，一杯酒、一盘羊肉就够了。如果来我这里的朋友希求过奢，定会失望。”
二楼华盛顿夫妇的卧室很朴素，有铺着花布床单的老式卧床、安乐椅、大圆镜和木制衣箱。１７９９年１２月１４日，华盛顿因咽喉炎在这间卧室里长眠不起。走廊的楼梯口挂着一把黑色的大钥匙及一幅素描。讲解员说，这把钥匙是用来开启法国的巴士底狱的。法国拉斐特将军于１７９０年把这两样东西送给华盛顿，并称华盛顿为“自由之父”。它们原本是一位名叫裴因的美国作家赠给率法军为美国独立战争助战的拉斐特将军的，拉斐特将军又把它转呈给华盛顿总司令。裴因在给华盛顿的附函中说：“法国大革命是美国政治原则移植欧洲所产生的第一只成熟的果实。由于美国革命，因而将巴士底狱的大门启开。这把钥匙来到了它适当的处所，一定会无限欣慰。”
沿木阶梯从二层下楼时，楼檐低矮，如不低头，势非“撞板”不可。讲解员提醒说：“请小心您的头，华盛顿就很小心，他有６．２英尺高。”故居纯粹为生活起居间，厨房、洗衣间、熏肉房、马房等，均分别设于主楼右边的５幢小屋中。这是一种带着欧陆遗风的主仆布局。
华盛顿临终时，庄园名册上登记着３１７名农奴，其中１２４人属华盛顿家族所有。庄园的资料显示，黑奴们可以在庄园内互相通婚。如配偶在外，可按时出行到其他庄园里去。所有黑奴的衣食均按季度分配。住在边远地区的家奴，可以有一小块自留地和私养牲畜。
据说，弗农山庄的主人并不限于对富人好，对穷人也颇有人情味，钱袋和粮仓时常向穷人敞开。虽然华盛顿常不在家，但他也没忘记自己的责任。有一次，他还专门从马萨诸塞州写信给管家劳德·华盛顿说：我们对穷人要和气，不要让他们饿着肚子离开；任何一个贫民来索米，要尽他所需给他，倘若不鼓励他懒惰，我绝不反对这样做；将钱粮用于慈善事业，当你觉得是很合适的赠予时，我不会反对，那是我的愿望，我和我的妻子都有同样的想法。字里行间闪耀着华盛顿的为人品德。
在１８世纪美国农奴制盛行的年代里，华盛顿作为弗吉尼亚的大庄园主，对农奴制当然完全接受，并赖以发展家业。但到晚年，他已倾向于主张释奴。他说：“我深切希望，在本州（弗吉尼亚）的立法机构能够看到一项逐步取消奴隶制的政策。”据说，华盛顿还在他的遗嘱中规定，在其夫人玛莎逝世后他的黑奴都可以自由。
第3版(国际副刊)
专栏：
茫茫云中的海燕
——怀念海伦·斯诺
高梁茫茫云中的一只海燕，从大洋彼岸飞到这边。她来寻找东方的魅力，却看到人间沉重的灾难。她同情，她哭泣，她呐喊，一团愤怒的烈火燃烧胸间。她迎着中国革命的风暴，冲破险浪来到我们中间；她向黑夜搏斗，用笔作战，突开重重封锁到达延安。她探索，她写作，她讴歌，谱出革命史诗一篇篇。她有热情而刚毅不屈的品格，为支持中国人民，不怕遭受磨难。在那漫长孤苦清寒的岁月，一颗坚定的爱心始终不变。她执著，她坚挺，她祈盼，强烈呼唤人民友谊的春天。她为友谊而写作，孜孜不倦，直到白发苍苍八十九年。在几乎整整一个世纪里，她把人民理解的桥梁艰苦修建。她叮嘱，她寄托，她祝愿，渴望美中人民友谊代代相传。啊，如今，海伦·斯诺你走了，临别时还要穿上一件中国的衣衫。（注）啊，海伦·斯诺，你离开人间了，你博大的友谊和爱却永驻我们心田。在这人民相互理解的时代里，你活得最长，最久；在人民友谊的宽阔道路上，你走得最长，最远……
（注）海伦·斯诺生前总是爱穿一件中国衣衫。逝世前，她要求穿上一件新的中国衣衫，以告别人间。她在中国的老友黄华、陆璀遵嘱给她寄去一件。
第3版(国际副刊)
专栏：五洲茶亭
戴安娜和追星众
草木
８月底，英国的戴安娜出了车祸，死于非命。
国外国内大报小报沸沸扬扬了一阵子，连篇累牍的“魂断巴黎”、“香消玉殒”。这不奇怪。和戴安娜有关的事一向都是新闻热点，最后的收场戏自然是要大做文章的。多少令人纳闷的，是英国的百姓举国悲恸，多日后仍在献花、捐款的不乏其人，甚至有了“人民的王妃”之说。
较真追究起来，这位前王妃实在说不上有什么建树，或对国家和人民有怎样的“贡献”。和卫士或腰缠万贯的花花公子谈恋爱等等不提也罢。就说她最高尚的慈善活动吧。其实大家也明白，居高位或有巨财的人不时地在这类活动中露露面，乃是公关惯例，未必能证明人格或保障扶贫济难的成效，说不定倒是不坏的“投资”。总之，前王妃的善行和同是新近去世的特雷莎修女那种身体力行的工作恐怕是有质的差别的，即便说得上可嘉，也似乎不至于让数百万民众哀立街头、政府和教会的首脑纷纷出面发表最高等级的褒扬缅怀之辞。
在电视上看到戴安娜葬礼的送行场面时，我脑海里不由得闪过一个念头：这众多的哀悼者中有多少人曾经并仍将热心地掏腰包购买刊登戴安娜私生活秘闻的报纸？
车祸的原因之一是为新闻媒体偷拍、强拍照片的记者对戴安娜围追堵截。而最起劲地怀念她的和最热衷于阅览把她逼上绝路的无聊报章的，恐怕是同一群人。戴安娜的确不是传统意义上的英雄或伟人，甚至不是旧式的王族贵胄。她是这个现代消费社会的超级明星。可拿来和她一比的，是拥有众多迷狂观／听众的“猫王”普里斯特利、迈克尔·杰克逊乃至麦当娜们。在某个意义上，戴安娜被爱戴恰恰是因为她没有建树，因为她除了光彩照人的容貌外不比我们更伟大、更高尚或更有学识。她是我们消费大众中的一员，只是更集中地体现了人们的类似欲望——从她那一度看来像是灰姑娘神话般的婚姻到她的领导潮流的美奂绝伦的服饰。甚至她的家庭风波也使她贴近普通人的经验。大众迫不及待地探究明星的隐私，似乎从中看到了一个放大了“美化”了的自己。即使在我们这个市场经济尚未充分发展的国家里，大大小小的影视名人也都在纷纷写“传”讲述个人经历，可见此种需求四海皆有，方兴未艾。
而戴安娜，不论她起初是否自觉，至少在当上王妃以后是欣然地接受了“明星”的角色的。一个人近二十年如一日地生活在聚光灯下，其中不可能没有本人的合作。可以说，“明星戴安娜”是媒体、公众和她自己共同塑造的。因而，在最后被记者死死追赶竟至酿成车祸的悲剧结局中，作为被追逐的明星，戴安娜不仅是个受害者，在某个意义上也是合谋者。
如果仅从这个角度看（司机的故事牵涉的是另外一长串社会生活问题），事故的另一个责任者就是通过媒体而“消费”戴安娜的热情追星众。但公众毕竟是不能得罪的。所以，我们见到的是，英国的首相和大主教接踵出来表态，显示他们和民众心心相通。至于英国的王室，他们白受了一份偌大的俸禄，却未能像戴安娜那样称职地担任国家公关主任，也不大情愿好好主演现场连续剧“皇家恩怨”给大家看，如今便面临着巨大的舆论压力。戴安娜的悲剧引发了对媒体的谴责和反思，却至今没见到有谁理直气壮地质疑公众的“知情权”和追星心态。
于是，人们咬牙切齿地骂过偷拍记者后，就心安理得地去观看戴安娜的盛大葬礼并继续欣赏有关她的传记和轶闻。作为号称“上帝”的消费者，我们总归还是有这点特权的。而且，我们也实在懒得向自己提那些煞风景的问题：比如，在十数年热闹非凡的戴安娜（或其他类似的明星）“炒作”中，我们到底得到了什么？这场悲剧是否归根到底也是公众的悲剧？
第3版(国际副刊)
专栏：走近普通人
少女扎琳娜
尹树广
扎琳娜是位可爱的乌兹别克少女，面色白皙，一双眸子清澈似水。在撒马尔罕“东方旋律”国际音乐节开幕式彩排时，笔者结识了她。
当时，正待“走台”的中国中央民族乐团的小伙子们中间一阵骚动。我循着大家的目光望去，只见在对面大清真寺的露台上，一个身穿艳丽民族服装的少女正向这儿频频招手。远处的她宛若天仙，又像一束飘动的红绸子。难怪小伙子们“阵脚大乱”呢。
她便是扎琳娜，一位在音乐节伴舞的纯情少女。打这以后，她像与中国演员结下了不解之缘。每次演出，我们都能欣赏到少女婆娑优美的舞姿。
扎琳娜今年１７岁，现在撒马尔罕医校上三年级。毕竟是女孩子，聊起伴舞来，她的面庞笑得竟像一朵盛开的鲜花，说这样既可以结识好多朋友，又不用像其他同学那样到农村摘棉花了。
乌兹别克斯坦是世界产棉大国，年产皮棉约４００万吨。秋天收棉时，这里举国动员，学生们每天收棉定额为４０公斤，完成任务可得一定报酬。
聊着聊着，我们的谈话不知怎的渐渐变得沉重起来。我没曾想到，看似无忧无虑的她，竟像我们大人们一样，也有自己的苦闷，同样为严峻的生活现实包围着。原来，从孩提时代起，扎琳娜就幻想着当电影演员。不久前，塔什干电影厂的导演看中了她，并邀她去那里拍样片。但扎琳娜的爸爸却说：“女孩子家当演员丢人，规规矩矩呆在家里才是正路。”说这些话时，扎琳娜天真无邪的脸庞仿佛被乌云所笼罩，显得极不和谐。我们之间是一阵沉默。
历史经常有着惊人的相似。扎琳娜告诉我，奶奶年轻时也十分漂亮，也梦想着走上银幕，同样遭到父母的坚决反对。本世纪初，奶奶出门时头上还需蒙上面纱。但奶奶是个有思想、有个性的女人。为追寻梦想，她曾离家出走，但最后还是被“领”回家中。后来，奶奶的一位同样离家出走的女友成了大名鼎鼎的电影明星。奶奶每次提及，都禁不住唏嘘不已。
扎琳娜的父亲受过高等教育，现在地方政府机关任职，母亲在大学当教师。看她一副无可奈何的样子，我忽然想出一个主意，“你可以请奶奶帮忙，让她说服爸爸嘛。儿子一定会听母亲话的。”不待我说完，她失望地摇摇头，轻声道：“要是奶奶活着就好了，可惜她已经不在了。”
十月革命前，伊斯兰教在中亚的影响很大。苏维埃政权建立后，伊斯兰教影响受到很大限制。但苏联解体后，传统宗教思潮重新抬头。于今，在费尔干纳盆地，一些男人又像祖辈一样蓄起大胡子，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每天五次朝麦加方向祈祷。扎琳娜并不怨天尤人，相反还很体谅爸爸的苦衷。她认真地说，要是她做了女演员，父亲单位的同事就会说闲话，认为他的女儿找不到其他工作才做“戏子”的，爸爸就会在单位抬不起头。扎琳娜还告诉我，这几天她很晚回家，隔壁的邻居已经开始嚼舌头了。望着眼前正值豆蔻年华的小姑娘，我无法平静：上帝莫不是有意让一颗年轻的心灵承载如此沉重的负载？
这次采访归来，我经常胡思乱想：假如扎琳娜像奶奶当初那样离家出走，等待她的将是什么？或许，她明天会像千万个乌兹别克女性一样，生儿育女，侍候公婆，儿孙满堂？当有那么一天，我再次步入这座丝路古城，还能否寻到少女扎琳娜那双清澈似水的眸子？
第3版(国际副刊)
专栏：
巴尔扎克与著作权保护
于平安
在法国首都巴黎１４区，有一处马萨公爵公馆，并不醒目的三层楼房坐落在绿草如茵、树木茂密的庭院内，但庭院门口两个协会——法国文学家协会、法国多媒体作者协会——的会标却格外引人注目。因为前者便是法国保护文字作者著作权的集体管理机构，后者则是保护视听作品作者权利的机构。
今年５月，我作为中国版权考察团的一员，赴法国巴黎短期工作，出入于协会，对巴尔扎克与法国著作权保护历史的一段渊源，有了更深的了解。
当我第一次走进协会庄严肃穆的大厅时，立即被一尊神态别致的巴尔扎克的雕像吸引住了。而当我出出进进不同的处室时，发现多处墙壁上都悬着我们中国学者熟悉的几位法国著名文学家的照片和素描，其中多见的是巴尔扎克。除一楼大厅中央那尊别致的巴尔扎克雕像外，作品交存处的墙壁上还悬挂着另一幅巴尔扎克的镜像；在会议室正面墙壁上有一幅巨大的挂毯，上面是协会主要创始人的画像：巴尔扎克、雨果、大仲马、乔治桑等，挂毯中心人物也是巴尔扎克。
巴尔扎克是我从大学时代起阅读原文作品最多的法国作家，他以写作谋生，经历曲折坎坷。巴尔扎克以洞察入微的锐利目光、入木三分的笔锋，对旧制度作了淋漓尽致的揭露。他编著的《人间喜剧》被称为“社会百科全书”。恩格斯曾称誉巴尔扎克为“现实主义大师”。他的许多著作，如：《高老头》、《欧也妮·葛朗台》等是世界文学宝库中拥有众多读者的作品。然而为什么在这个保护文学作品权利的协会里到处可见他的形象呢？我向热情的主人提出了这个问题。主人向我讲述了下面一个个生动又有意义的故事：
１８３０年４月，巴尔扎克《人间喜剧》中《私人生活场景》两卷出版了。为此，他受到了极大的鼓舞，决定朝着自己预定的目标前进。但是，他深深地为法国文学创作者的处境担忧。虽然，１７９１年法国颁布的《表演法令》和１７９３年颁布的《复制法令》确定了著作权的原则，但剽窃、抄袭、模仿他人作品的行为仍比比皆是，甚至巴尔扎克自己的作品也被他人抄袭。
１８３３年８月１日，巴尔扎克在致韩斯卡夫人的信中写道：“《欧洲文学》在描写一位皇家卫队的士兵在农家谷仓里讲述拿破仑生活时的片断，是抄袭我在《乡村医生》中的一段重要章节。啊！８天以来，那些投机商在剽窃，未经我同意在印刷，有关这一章节的上千册的文章一销而光，既没有注明我的姓也没有作品的名。他们在打击我而不露声色。他们在窃取我的荣誉和钱财。我这个可怜的人！”
几个月之后，巴尔扎克公开在《巴黎杂志》上发表了一封致１９世纪法国作家的信，再次谈到上面的问题。他不仅描述了作家是怎样成为受害者的过程，同时也呼吁他们团结起来进行斗争。他写道：“出路在于我们自己。在于承认我们的权利，在于对我们力量相互之间的认可。为了崇高的利益，我们要组织起来，像剧作家那样成立一个协会。”（１７７７年，由法国最重要的戏剧家博马舍倡议建立了保护戏剧作者权利协会。）
在巴尔扎克的倡议下，１８３７年１２月１０日，５４名作家聚会通过了成立协会的计划。１８３８年４月１６日，法国文学家协会正式宣告成立，自成立起，协会就确定以捍卫作者的权利为宗旨。协会的作用与地位后经法律而确认。
１８８３年，法国文学家协会为纪念巴尔扎克对法国文学所作出的丰功伟绩，也为感谢他为保护文学创作者的权利和为促成建立文学家协会所作出的积极努力，决定出资为他雕刻一尊纪念像。第一位雕刻家未能完成任务，于１８９１年谢世。罗丹被选定继承这一重任。在长达７年的工作中，罗丹多次改变自己的构思，最后决定了一种他认为最能表现巴尔扎克特点的神态：巴尔扎克翘首天空，毛发散乱，身体被宽大的睡袍裹住略向后倾。他想通过这样的形态表现《人间喜剧》的作者因躲债而隐居，在夜深人静时，受到灵感的激发起身即将扑向桌前去提笔写作的瞬间。为了达到满意的效果，罗丹以其擅长的手法通过人体来表现力量，雕刻了近２０尊巴尔扎克的像，多次推迟了文学家规定的日期。最终，当罗丹将其作品展示在１８９８年的沙龙时，等待它的却是批评和攻击。文学家协会拒绝接受并重新委托他人创作。
然而，真正的美经受得住时间的考验。伟人的业绩功不可没。在许多法国文学创作者的呼吁下，１９５０年１２月１日，罗丹博物馆的工作人员隆重将那尊罗丹雕刻的巴尔扎克的复制像赠送给法国文学家协会。
讲完巴尔扎克雕像的故事，主人停顿下来，放到我手中一本关于法国文学家的故事，并对我说，法国是著作权的发源地，有关巴尔扎克和其他文学家为保护作者权利的故事很多，尽管时间流逝，然而，巴尔扎克是永存的，保护著作权的工作是长期的。
第3版(国际副刊)
专栏：域外散记
海涅“返”故乡
马文韬
１９９７年７月３日夜晚，德国著名诗人海涅乘一叶扁舟在莱茵河码头靠岸，受到父老乡亲载歌载舞的欢迎。这是大型歌舞说唱剧的一幕，由数百名演员在莱茵河畔市井广场演出，它是杜塞尔多夫为纪念海涅诞辰２００周年举办的“海涅年”丰富多彩的一系列活动之一。
“海涅年”于２月１６日揭幕，将持续到１２月１３日诗人的生日。市中心到处是写有海涅格言的标语和彩旗，其中最重要的活动是大型海涅展览会（５月１１日—７月２０日）、国际海涅研讨会（５月２５日—３０日）。展览会分七个部分表现诗人的生平与著作，不仅有身着１９世纪装束的演员用海涅的话与观众交流，还从柏林、巴黎、耶路撒冷等著名博物馆借来珍贵文物，再现了海涅那个时代及诗人充满苦痛的人生。以“启蒙与怀疑”为主题的国际学术研讨会历时一周，１００多位来自世界各地的学者在海涅的故乡交流研究新成果。这是第一次探讨诗人的犹太出身对其一生的影响；第一次东西方学者同事般坐在一起就海涅切磋和研讨；第一次提出海涅是德国现代文学第一个伟大作家。
关于“海涅年”，杜市女市长说，这不只是尽故乡城的义务，也不是一时心血来潮，而是几十年研究和介绍海涅的继续。这也是事实。杜市１９５６年成立了海涅学会，１９７０年有了海涅研究所，１９８１年海涅大型纪念碑揭幕。杜市每年出版《海涅年鉴》和《海涅研究文集》，包含详细注释和阐释的１６卷海涅文集已于今年完成。杜市举办了两届国际海涅学术会议。然而如此隆重地纪念一位作家确是世所罕见，让人感到故乡人对海涅怀有的歉疚之心。
海涅对故乡一往情深。在《思想·勒格朗记》中他说杜塞尔多夫这个城市很美，在远方想起她会有立刻要返故里的感觉。在《回忆录》中他谈到个中原因时说，他童年时代主宰故乡城的不仅是法国人，而且还有法国精神。犹太家庭出身的海涅对法国大革命带来的自由、平等、民主等思想有特别的感受，为日后同封建专制制度的不懈斗争奠定了思想基础。莱茵地区人的性格，他们对假恶丑的嘲弄和讽刺，他们那生动自然的精神风貌，造就了海涅贴近现实与民众的语言风格。
但法国的影响是短暂的。海涅一踏入社会便尝到了作为犹太人所蒙受的欺凌。为了大学毕业后能谋到职业，他接受了基督教的洗礼，同时把出生之年说成１７９８年或１７９９年，甚至１８００年，以至于今天无法确切知道他诞生的年份。然而这一做法非但没有帮助他，反而使犹太人也憎恨他。在他谋求职业接连失败后，１８３１年他终于决定移居巴黎。
诗人的痛苦并没有因此而消除。在法国他是德国人，在德国他是犹太人，在浪漫派里他是叛逆者，在革命派里他是怀疑者。海涅的经历和处境造就了他观察社会独特的视角，驱使他在那激烈动荡的时代不断地追求、探索和斗争。他那锐利的目光，厉害的嘴巴和卓识的远见使他孤立寂寞，使他成为德国文学史上最有争议的作家，同时也赋予他作品强大的生命力，使他成为除歌德外最享誉世界的德国诗人。
然而，当１８８７年奥地利皇后“茜茜”向她崇拜的诗人海涅的故乡赠送一座纪念碑时，５００名杜市公民公开上书反对，认为海涅是损害国家、民族利益、伤风败俗的作家，加之当时普遍存在的排犹和极端民族主义情绪，立碑一事遭到拒绝。
１９６５年杜市有了一所大学，同时开始了一场长达２３年之久的、是否以海涅命名的争论，持拥护或反对意见的两派的动机都是复杂的，不能简单地归结为拥护或反对海涅，但争论表明，对海涅的成见依然存在，正确地认识和评价海涅仍需要时间。七八十年代杜市以及国内外海涅研究的深入发展促成了１９８８年底杜市亨利希—海涅—大学的诞生。
海涅阔别１７０多年重返故乡，他会发现故乡有条海涅大街，有所海涅中学，在海涅大学里有一尊海涅塑像，有一间海涅讲堂。但让诗人开心的恐怕是位于老城南端的巨型海涅纪念碑。当人们在老城拜访过诗人故居、参观过海涅博物馆来到这里，映入他们眼帘的不是一尊完美的、成为城市装饰一景的塑像，而是让人疑惑的一副四分五裂的面孔。高大的框架里罩着诗人死后面型的一半，另一半散碎在框外。这座长８米宽５米的铜制纪念碑虽然集中表现的是诗人生命最后的时刻，但却在展示诗人痛苦的一生。它会吸引参观者走近它，去体会诗人身上可以捕捉的和无法捕捉的一切。这座纪念碑应该说是故乡对诗人恰当的、永久的纪念。
第3版(国际副刊)
专栏：
请来一杯
陆治摄于土耳其
第3版(国际副刊)
专栏：
新西兰乡村旅馆李学江摄
相关文章
头条焦点
精彩导读
关注我们
【查看完整讨论话题】 | 【用户登录】 | 【用户注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