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3年，全国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人口普查，发现新中国人口已经突破6亿大关，平均每年可能增长1200多万人。
这对于党中央来说，确实是一个好消息，新中国成立之前的连年战争让我们损失了大量人口，大片耕地被荒废，人口增长可以促进经济发展、农业生产，这当然是一件好事。
马寅初认为，如此快速的人口增幅是不正常的，如果继续这样增长下去，等到2003年的时候，中国人口将突破26亿，中国虽然有960万平方千米的土地，但是耕地面积只有19亿亩，到时候一个人连一亩地都摊不到，这是非常危险的事情。
马寅初提前意识到了这个危险，认为不能再任由人口肆意增长下去了，在1953年的一次公开会议上，率先提出节制生育的问题。
在1957年的国务会议上，马寅初再次提到了自己关于控制人口增幅的想法，急切地说道：“我们一直都是计划经济，人口增长也应该列入计划之内，如果不控制人口，不实行计划生育，我们就不是彻底的计划经济。”
马寅初的观点毛主席也知道，但是主席当时并没有接受他的意见。在1958年的1月的最高国务会议上，主席公开说道：“现在我们的国家还需要更多人口，等什么时候到了7亿，什么时候再说。”
以上文字引自于网友历史作者泉石流水的网文。从以上的描述中，我们知道，马寅初所提出的意见是有道理的。而毛主席在公开场合的回复，说什么时候到了七亿，什么时候再说的说法也是有道理的。毕竟，在人类历史上，人口生育率过高的现象是很罕见的。究竟会带来什么样的结果，人们也是没有见到过的。简单地说，没有经过实践，到底在什么时候应该进行人口生产的计划性，或者实行节制生育，的确需要经过实践的考核与检验。
有位以前的负责同志，说过这样的话：“当年毛主席肯听马老的，现在中国人口不会破10亿啊！批错一个人，增加几亿人，这是血与泪的教训啊！”如果认真分析起来，这个说法也有不妥之处。因为在毛主席当年回复马寅初的意见时，并没有对他提出批评。只是说，我们现在还需要更多的人口，等什么时候到了七亿，什么时候再说。毛主席并没有完全否定马寅初的意见，只是要等到一个适当的时机再来考虑解决这个方面的问题。马寅初在反右斗争时在这个问题上遭到错误批判，显然也是不妥的。不过，具体到问题本身来看，在那个时候，谁也不知道人口的增长如果缺乏计划性，究竟会带来什么样的结果。马寅初认为，人口生产如果没有计划性，就会导致人口大量增加。这只是一种分析与推测。这种分析与推测肯定有一定的道理。但是，只靠分析与推测就来决定一个新的政策的推行，显然依据还不够充分。当然，当时如果只是因为马寅初的意见和毛主席的意见不太一致，就遭到错误批判，显然是不对的。不过，从另一个角度上来说，那种所谓“错批一人，误增几亿”的说法，也并不完全符合实际。
换句话说，在没有经过实践检验之前，任何意见都是可以提的，但是任何意见也不太可能轻易做出决策，来确定这个意见到底是采纳还是不采纳。这是认识论方面的问题。不能因为后来情况发展了，变化了，证明人家当初的意见确实正确的方面，就轻易地指责当时没有采纳这样的意见就一定是错误的。虽然马寅初提出的意见后来被证明是正确的。但是在他提意见的时候，并没有提出更多的事实依据，只是说，人口生产不搞计划，就不是计划经济。这样的理由能说服多少人来采纳节制人口生育的政策?估计在当时，如果只根据马寅初说的这么几句话，就有人敢下这个决心来接受马寅初的意见，然后就大刀阔斧地开展节制生育的工作吧?这样的决策方式是不是太过粗糙了呢?
在实践中，经常会出现这一类的情况。如某个人针对某个方面的某个问题，提出了一个建议，希望得到采纳。但是，他在提出这个意见或者建议的时候，也能提到少量的依据。但在很多情况下，这一类的依据对于让人们接受这样的意见显然还不够充分，大多数人也未必认同，而处在领导岗位上的领导同志也不好轻易就决定必须要接受和采纳。这也是很正常的一个过程。当然，随着事情后来的发展，大量的实际情况证明这个意见确实是正确的。但在最早提出的过程中，提出意见和建议的人，无法一下子就给出特别充分，特别给出有着强大说服力的依据，这就让处在决策地位的领导者非常为难。没有充分的依据就决定改变政策，会让人认为过于轻率。做事后诸葛亮是很容易的事，但在事先，能做一个提出充分依据的意见或者建议确实相当困难。
1964年，我国新一轮的人口统计表明我国人口已经达到了七亿这个数量。不知道是国家已经做了规划，还是一种偶然的巧合，就是从这一年起，国内的一些政府机关、高等学校，还有事业单位，已经静悄悄地开始了一场节制生育的工作。当时不叫计划生育，叫节制生育。在这些单位，安全套的使用开始逐步推广开来。当然，具体要如何节制，并没有具体的数字要求。当时，国家没有轰轰烈烈地开展类似于后来那样的大规模计划生育宣传活动。所以，这个节制生育的工作没有在社会上产生更大范围的影响。
不过，这项工作既然已经开始了，也还在坚持不懈地做下去了。然而，到了1966年，文革爆发了，原来规划的许多工作都不得不被迫停顿。节制生育这一块也毫无例外地受到严重干扰和冲击。据我了解，从1967年到1972年，很多城镇企事业单位的职工家庭都没有再坚持实行节制生育的做法。在这个时期，三胎以及三胎以上数量的婴儿以较大的规模出生于世。至于是不是还有更多胎的婴儿出世，现在也不好确定。
1972年，当时人口增长的形势确实比较严峻，国家开始建立了全国计划生育委员会，各级地方政府也组建了各级计划生育委员会，大力推计划生育的工作。刚开始计划生育工作提出的目标是“晚、稀、少”，即婚龄和育龄要晚，子女生育的间隔时间要稀，就是要间隔较长的时间，少就是每对夫妻生育孩子的数量要少。当时的口号是“一个不少，两个正好”。只是在当时人们的观念中，这种计划生育的理念不太容易被大多数人所接受。所以计划生育工作推行起来存在较大的难度。人口增长的惯性在一段时间以内很难把人口增长的速度降下来。
1980年，人口增长的压力持续存在，国家明确提出实施独生子女的政策。这个政策的强度确实比较大。在实施的过程中，出现过不少粗暴的错误做法，伤害了一些人，也伤害了一些家庭。这是我们应该汲取的教训，对我们今后的工作确实是一个较大的警示。在政策问题上一定要细一些，再细一些，绝不能鲁莽、粗糙和马虎。当我们发现这一政策在实施了三十年左右之后，我们在人口增长方面已经出现了一些新的问题，主要是人口自然增长率严重下滑，就立刻制止了这一政策的实行。有人说，早知今日何必当初。要知道，我们大家谁都不是算命先生，谁都不能在缺乏实践的基础与过程中能做到一贯正确。在实践中，犯错误只是难免的。在犯错误的过程中认识错误、发现和了解产生错误的原因，并且最终认真而努力地改正错误，是人们不断获得正确认识的必要途径。
在推行计划生育政策时，我们经历了一个非常困难的惯性过程。最初的惯性是人们愿意多生孩子。而计划生育则在拦阻这个惯性的过程中花了很大的力气。今天我们在促进人口生育增长的政策时，又在经历另一个困难的惯性过程。目前中国人口增长的速度并不能让人们满意，很多婚龄和育龄夫妇都不太愿意生育孩子。但是正如一切事物发展的过程一样，这些困难过程总会过去，惯性过程总会得到克服。只要我们采取正确的、符合实际的、能让广大人民群众满意的、实事求是的政策，那么我们在人口生育和增长方面，是完全可以恢复到正常的状态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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