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方哲学都十分重视关于“人的塑造”（教化）的思想研究。无论是中国的“以文化人”，还是西方个体外化与复归的人性升华，人的塑造都意味着通过文化、教育、制度等手段提升人的精神与实践能力，使其成为符合某种理想范式的存在。人的塑造关乎主体性的觉醒与建构，它指向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以及共同体意义上的解放。面对“第二个结合”对思想创新的呼唤，以及中国式现代化对“人的全面发展”与“共同富裕”的伦理目标的高度重视，我们需要在马克思哲学的视域下深化对“人的塑造”的理解。
马克思的哲学中蕴含着关于“人的塑造”的深刻思考。《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异化劳动”包含劳动产品异化、劳动过程异化、类本质异化、人与人之间的异化，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使个体塑造陷入结构性困境。但同时，马克思关于“人的类本质复归”也阐明了人类从资本主义非人化状态向自由全面发展的解放之途。这是因为，劳动即对象化活动恢复作为自由创造性类活动的性质，便是主体改造世界，并通过否定之否定扬弃对象的物性，实现自我升华的解放。共产主义是对“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为人的塑造提供了革命性重构的路径，使无产阶级成为实现社会存在方式变革的主体，最终实现“个人全面发展”的目标。
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暗含着实践对传统关于“人的塑造”思想的根本颠覆。在第三条命题中，马克思批判黑格尔的绝对精神思想和费尔巴哈“抽象感性直观”的被动接受环境改造的旧唯物主义观，而以实践作为塑造人的本体论基础，强调实践是人的塑造的双重中介：人在劳动中既创造客体，也重塑自身的认知结构与能力，且个体通过协作实践，发展出语言、思维与道德意识等，形成“社会人”的本质。在第二条命题中，马克思从根本上颠覆了传统关于“人的塑造”的认识论基础，形成了实践检验的认识论，彰显了真理的实践标准与有效性问题。马克思还以实践为核心，深刻揭示了主体在社会关系再生产中的辩证形塑过程，这体现在第六条命题中。由此，在马克思看来，“人的塑造”也应该是特定社会关系中的主体形塑。
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通过解构唯心主义历史观，将人的发展置于社会物质实践的根基之上，将人的塑造从抽象的精神活动转向历史性的实践之中。马克思提出，“人们是自己的观念、思想等等的生产者”。“现实的个人”的生成性决定了人的塑造不是精神自我外化的过程，而是个体在物质生产活动中与自然、他人互动的实践中的自我建构，并且语言、意识与劳动塑造也具有同源性。马克思还认为，分工对人的塑造形式具有决定性影响，它导致统治阶级垄断系统化知识生产，被统治阶级则被限定在经验性技能的传承中，体现出分工类型与塑造的认知模式和人的塑造形式的关系。马克思揭示出，社会关系是人的生成场域，“以一定的方式进行生产活动的一定的个人，发生一定的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因此，人的塑造不仅是个人的自我提升，更是在社会关系中形成的，而且受到社会结构的限制。资产阶级通过教育系统、法律、宗教等将自身利益普遍化为“永恒真理”，所以意识形态成为统治阶级对人的塑造的工具。因此，在马克思看来，真正的人的塑造需要通过革命实践中的集体认知变革打破意识形态的桎梏，使反霸权成为可能，即无产阶级在阶级斗争中通过联合行动打破“原子化”生存状态，在集体实践中发展出新的认知方式与价值体系，实现自我塑造与社会塑造的统一。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的再生产理论涉及资本逻辑与主体形塑的辩证关系。在马克思看来，资本逻辑不仅塑造物质生产体系，更通过社会关系的再生产重塑人的认知结构、价值取向与存在方式。马克思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劳动主体被规训是通过生产关系的内化实现的。他揭示了资本逻辑如何通过经济关系、生产组织和社会机制的三重作用，将劳动者重塑为符合增殖需要的生产主体。它包含价值形式对工人主体意识的殖民、生产空间对工人身体的驯服、相对剩余价值生产对工人的精神操控。而且，这种规训具有系统性，覆盖生产、分配、消费全领域。同时，马克思的《资本论》还阐释了劳动主体在危机中的觉醒，促使无产阶级从“自在阶级”向“自为阶级”转化。这在马克思的后继者卢卡奇的“阶级意识”理论和葛兰西的文化霸权理论中都得到了充分发展。
此外，马克思晚期的人类学笔记也涉及“人的塑造”的相关思想内容。他通过对原始社会的深入考察，揭示了前阶级社会中存在非异化的“人的塑造”形式，例如集体狩猎中的技能传授与生态智慧的传递，以及氏族成员通过集体劳动、仪式和口头传统习得知识等。他批判殖民者对原始公社的摧毁，认为“公开的而近来是隐蔽的奴隶制始终伴随着文明时代”。所以，马克思撕下剥削的虚伪面具，并尖锐批判了所谓文明社会中的阶级本质。对于梅恩将罗马法视为“文明教化”普世典范的做法，马克思指出，法律教化不过是使剥削关系合法化的手段。他还在批注柯瓦列夫斯基对印度村社瓦解的分析时表明，殖民者强加的私有制摧毁了传统知识共享网络，使“人的塑造”沦为文明化的野蛮。
由此可见，关于“人的塑造”的思考在马克思哲学的发展历程中存在一条隐形线索，它连接起马克思的经济学、政治学和哲学批判，成为其思想的总体性关键范畴。马克思将“人的塑造”的场域彻底转向物质性的劳动—实践之中，在劳动—实践中深化了“成人”的意蕴，将社会关系从“人的塑造”的背景转变为核心批判对象和可变媒介，并以共同体的普遍性和全面性为基础，将革命意识作为塑造人的目的。在马克思的劳动—实践哲学中，“人的塑造”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纯粹的观念灌输或文化传承，而是被深刻地重构为个体与共同体在改造世界的物质实践中双向生成、相互塑造的过程，也是人类在对异化世界的批判与改造中，最终实现人之为人的自由本质的辩证过程。概言之，马克思关于“人的塑造”的思考内嵌于其历史唯物主义与人的解放理论之中，强调通过社会实践、生产劳动与阶级斗争实现人的本质力量的全面发展。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重思马克思关于“人的塑造”的思想，可以推动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其核心在于，将马克思关于“人的解放”和“全面发展”的理论同中国具体实际、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形成一套既具批判性又具建设性的文化实践体系。马克思提出的“人的解放”以消灭阶级压迫、实现无产阶级解放为前提，在新时代中国，这一逻辑已发展为“人的现代化”，它不仅要求消除物质贫困，更要求通过制度保障（如共同富裕政策）打破阶层固化，为个体发展和塑造提供机遇。马克思的“全面发展”包括劳动能力、社会关系、精神世界的统一，新时代中国提出“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将全面发展的理想具体化为可操作的育人体系。马克思关于“人的塑造”的思考，既提供了“人的解放”的终极关怀，又落实为“全面发展”的系统工程。这一系统性实践不仅为中国式现代化注入了精神动力，更为人类应对具有普遍性的全球困境贡献了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深刻体现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历史回响。
（作者系黑龙江大学哲学学院教授；黑龙江大学哲学学院博士研究生、哈尔滨学院助理研究员）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26年1月28日）
编辑：慧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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