鸦片战争以后，中华民族道德生活进入一个充满道德革命意蕴的历史阶段。道德革命也由此成为近代中国革命的重要议题。特别是随着20世纪初新文化运动高扬起“提倡新道德、反对旧道德”的思想旗帜，主动建构一种既承继中华优秀道德文明又融合西方近现代道德文化精粹的道德伦理思想，成为众多思想启蒙者和革命先行者艰深求索的理论正鹄。马克思主义、自由主义、文化保守主义等各类道德哲学也因之而相互争讼、各异其是。毛泽东道德思想在这种历史背景中应运而生，并在中国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实践中不断发展完善，进而成为推动“近现代中国道德建设”最为重要的科学理论体系，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理论作出了奠基性贡献。从广义上看，社会主义道德建设作为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践、中国文化相结合而呈现的主动性道德建构现象，发轫于20世纪初李大钊、毛泽东等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对中国革命中道德议题的理论探索，生成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进程中，是近现代中国道德建设的主体形态。在此期间，毛泽东以历史唯物主义为理论原则分析党、国家和社会的道德建设而形成的马克思主义道德思想，实现了对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理论奠基。从思想史和实践史的角度考察毛泽东马克思主义道德思想，展现毛泽东道德思想对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理论的奠基性贡献，对新时代推进党、国家以及社会的道德建设仍然具有重大的学理价值和实践意义。
一、率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道德理论分析中国革命中的道德议题
社会主义道德建设以坚持马克思主义道德理论的指导地位为基本前提。毛泽东对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奠基性贡献，首先表现为他在近代中国革命进程中率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道德理论分析中国革命中的道德议题。毛泽东早年道德思想蕴含的批判封建纲常伦理、呼吁民众联合、关注物质生活等历史唯物主义元素，不但使他突破了新文化运动中各类道德哲学关于中国道德革命的理论争讼，率先闪烁出马克思主义道德理论的思想光芒，而且在理论上逐渐改变了晚清以来中国传统伦理体系解体与道德思想观念被动的状况，使“道德建设”真正成了一种主体的主动行为。正如毛泽东所言，“自从中国人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后，中国人在精神上就由被动转入主动”。质言之，毛泽东坚持以马克思主义道德理论分析近代中国的道德革命议题，使道德革命突破抽象思辨的理论争讼，最终成为广大劳动人民改造自我与改造社会的现实运动。
第一，批判封建纲常伦理，凸显人的主体价值和民众力量。马克思认为，“专制制度的惟一思想就是轻视人，使人非人化”。纲常伦理作为封建专制制度的组成部分，是维护封建等级制度和剥削关系的虚假的意识形态，具有压制人的主体价值和民众力量的内在本质，因而也是毛泽东承扬马克思主义道德思想首先批判的对象。对中华传统文化、康梁改良主义学说、西方伦理学的广泛涉猎，也促使毛泽东道德思想体现出批判封建纲常伦理的同时要求建构体现民众主体价值的新伦理的基本特征。一方面，他猛烈批判封建纲常伦理，主张废除旧婚姻制度和实现妇女解放。1919年7月，面对康有为指责“广州修马路，要折毁明伦堂”实际是“侮圣灭伦”“非民国所宜”的行为，毛泽东在《湘江评论》中针锋相对地指出，“留着那‘君为臣纲’‘君君臣臣’的事”才是“非民国所宜”。同年11月，毛泽东陆续发表《婚姻问题敬告男女青年》《改革婚制问题》《女子自立问题》等短文，抨击封建婚姻道德的不人道和残酷，倡言婚姻自主、婚姻自由，高呼“女子解放”“男女平等”。另一方面，他强调尊重人的主体价值，呼吁依托民众力量改造社会。面对当时盛行的道德革命议题，他认为旧的伦理学、教育学等的方法都无法解决中国的现实问题，只有把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视作新社会的创造主体才能从根本上解决中国的道德革命乃至社会革命问题，为此，他倡言实现社会改造和建设理想社会的“根本的一个方法，就是民众的大联合”；同时，他强调豪杰之士要有救国救民、力挽狂澜的革命精神，承担起“齑其躬而有益于国与群，仁人君子所欲为也”的家国责任。显然，毛泽东此时对封建纲常伦理扼杀人性、妨害社会进步的批判，表明他已然看到封建纲常伦理的落后性、人的主体性以及民众联合的伟力。这与马克思主义道德理论肯定人的主体性和民众主体价值的特质高度契合，为毛泽东指明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阶级基础进而依托人民群众加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奠定了基本前提。
第二，注重精神观念生活，同时强调物质生活的重要地位。道德植根于社会物质关系之中，是马克思主义道德理论的基本原理。马克思曾指出：“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具言之，道德既作为一类精神观念展现为行为者的德性自觉，又作为一种行为现象表征为相应的伦理规范，因此，它必然根植于特定社会中的物质关系和利益关系之中，外显为一类特殊的实践精神。马克思主义道德理论的这种特质也充分体现在毛泽东探索中国道德革命议题的思想之中。一方面，毛泽东十分注重思想道德观念的革新之于中国社会进步的重要作用。他认为导致旧中国社会落后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道德伦理观念的落后，因而指出“思想主人之心，道德范人之行，二者不洁，遍地皆污……吾国思想与道德，可以伪而不真、虚而不实之两言括之，五千年流传到今，种根甚深，结蒂甚固，非有大力不易摧陷廓清”，由此提出了以真、实的新道德改造旧中国和向民众开展持续的“忠告运动”和“呼声革命”的主张。另一方面，毛泽东高度肯定物质生活之于道德评价和中国进步的根本作用，也使他在分析中国道德革命议题时体现出注重事实和关注民生的鲜明特点。诚如他在《湘江评论》创刊宣言中所言：“世界什么问题最大？吃饭问题最大。什么力量最强？民众联合的力量最强。”进言之，正是毛泽东道德思想具有的注重精神观念生活同时强调物质生活重要地位的基本特质，使他必然突破传统道德哲学从信仰、良心、情感、理性等范畴出发分析道德现象的理论窠臼，进而确立从物质生产出发考察道德现象深层根源的政治经济学范式，并最终提倡和发扬马克思主义道德理论。
第三，强调道德的时代性，想望大同社会且注重革命实践。道德作为一种意识形式，必然有其特定的经济制度基础和社会制度基础，也必然受到社会经济制约而具有历史性和时代性。道德的社会经济制约性、历史性和时代性，也是历史唯物主义分析道德观念和道德行为的基本原则，如马克思、恩格斯所言：“思想、观念、意识的生产最初是直接与人们的物质活动，与人们的物质交往，与现实生活的语言交织在一起的。人们的想象、思维、精神交往在这里还是人们物质行动的直接产物。表现在某一民族的政治、法律、道德、宗教、形而上学等的语言中的精神生产也是这样。”事实上，毛泽东很早就已经意识到道德伦理的这种特质。他在阅读《伦理学原理》时就曾批注道，“道德与时代俱异，而仍不失其为道德……道德因社会而异，因人而异”。同时，毛泽东道德思想也表现出了对大同社会的价值渴望，而大同社会与共产主义的契合性更为他自觉把历史唯物主义与近代中国的道德革命、道德建设相结合提供了观念基础，他曾指出：“人现处于不大同时代，而想望大同，亦犹人处于困难之时，而想望平安。”毛泽东还特别强调革命实践之于道德变革的重要性，认为道德观念的变化受到经济和政治的制约，主张用暴裂的革命行动和革命战争打破旧道德，“至于家族主义、迷信观念和不正确的男女关系之破坏，乃是政治斗争和经济斗争胜利以后自然而然的结果”。这些论断充分表明毛泽东对中国封建伦理道德的批判，不只是对其价值原则的批判，更是对其经济和社会根源的批判，而这必然促使他对道德革命的思考超越表层的价值伦理变革层面而走向深层的社会革命维度。总之，毛泽东对道德伦理的时代性、大同理想与实践等范畴的探究，构成了他以马克思主义道德理论分析中国道德问题的重要思想动因。
二、把为人民服务确立为党、国家和社会的道德建设的价值主题
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中心议题就是确立价值主体，从而解决为什么人服务的问题。正如一些研究者所言：“马克思主义就是坚持在解决为什么人这一根本问题中来建构和发展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道德体系的。”在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实践中，毛泽东自觉将马克思主义道德理论与党、国家乃至社会的道德建设结合，高扬起尊重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关心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利益、把人民群众视为历史发展动力等价值观念。这些价值观念和毛泽东的革命实践活动相得益彰，共同促使毛泽东形成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伟大思想，并把为人民服务确立为社会主义道德的核心。由此，为人民服务成为指导党、国家以及社会的道德建设的价值主题。
第一，把为人民服务确立为一种政党道德，使之成为党的道德建设的价值基础。作为一种崇高的价值理念，为人民服务既是党在政治活动中所奉行的最高道德价值，也是共产党员一切言行的道德标尺，因此，“人民”就合乎逻辑地成为中国共产党道德建设的基础概念。中国共产党坚持以历史唯物主义原则阐释“人民”概念和回答“人民是谁”，从而解决“为了什么人”这个根本性和原则性的问题。概言之，毛泽东的为人民服务思想解决了党的道德建设的根本议题，成为一百余年来中国共产党道德建设一以贯之的价值基础。一方面，毛泽东确立了从特定社会的生产结构和阶级状况出发阐释“人民”概念的基本原则，从而解决了“为谁服务”的问题。毛泽东曾指出：“人民这个概念在不同的国家和各个国家的不同的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内容。拿我国的情况来说，在抗日战争时期，一切抗日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都属于人民的范围，日本帝国主义、汉奸、亲日派都是人民的敌人……在现阶段，在建设社会主义的时期，一切赞成、拥护和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都属于人民的范围；一切反抗社会主义革命和敌视、破坏社会主义建设的社会势力和社会集团，都是人民的敌人。”另一方面，毛泽东在对“人民”概念作出科学界定的基础上提出和发展了“为人民服务”的政治主张，从而将“人民”概念的理念性和实践性延展为“为人民服务”的双重指向，亦即“为人民服务”既表现为党的一种崇高价值理念，也表现为党开展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伟大实践。诚如毛泽东所言，共产党人要有“大公无私，积极努力，克己奉公，埋头苦干的精神”，中国共产党为之奋斗的一切都是为着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除此之外没有自身的特殊利益，“共产党人的一切言论行动，必须以合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为最高标准”。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更加注重强调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他指出，“共产党就是要奋斗，就是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不要半心半意或者三分之二的心三分之二的意为人民服务”，共产党人的品德就是“忠实为人民服务，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总之，正是由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以历史唯物主义原则阐释“人民”概念，并把为人民服务作为党的道德建设的价值基础，从而为党构建了一种具有崇高性和科学性的道德体系。
第二，把为人民服务设定为一种政治道德，使之成为国家政治正义的价值指向。道德与政治具有内在的关联性。道德建设的核心议题是培育“德性”，政治建设的核心议题是构建“正义”，而不论是“德性”还是“正义”都昭示着一类导向崇高人格和良善社会的正向价值。道德建设和政治建设的这种关联性体现在毛泽东为人民服务思想中，表现为“为人民服务”作为一种政治道德是国家政治正义的价值指向。具言之，一方面，他坚持把为人民服务作为一种政治道德，要求党领导的政治组织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1945年，在关于抗战后建立一个什么样的政府的讨论中，毛泽东发表了《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提出了实现人民的自由、人民的统一等任务，为此，他要求全党领导下的解放区政府全面贯彻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他指出：“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出发；向人民负责和向党的领导机关负责的一致性；这些就是我们的出发点。”另一方面，他坚持把为人民服务作为一种政治道德，要求党领导下的政治组织奉行集体主义原则，并以集体主义原则来贯彻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1945年，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结论》一文中指出：“马克思讲的独立性和个性，也是有两种，有革命的独立性和个性，有反动的独立性和个性。而一致的行动，一致的意见，集体主义，就是党性。我们要使许多自觉的个性集中起来，对一定的问题、一定的事情采取一致的行动、一致的意见，有统一的意志，这是我们的党性所要求的。”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进一步强调我国作为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国家，在政治道德建设上要充分体现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他明确指出伦理学或道德学“是社会科学的一个部门，是讨论社会各阶级各不相同的道德标准的，是阶级斗争的一种工具”。总之，“为人民服务”作为党领导下的政治组织代表、维护和发展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道德体现，使党领导下的政治组织在道德价值上超越了其他一切剥削阶级政党领导下的政治组织。由此，为人民服务也发展为一种崇高的政治道德并为实现国家政治正义奠定了道德价值基础。
第三，把为人民服务推广为一种社会道德，使之成为人民群众崇高的道德理想。道德总是与利益相关联。任何一种道德观念都根植于特定的价值关系以及在价值关系背后起支配作用的利益关系。因此，从根本上看，“道德就是一种为他人和为社会的献身精神，或者说是一种‘服务’的精神”。在此意义上，毛泽东为人民服务思想表现为尊重他人和集体的利益并且甘愿为之自我牺牲的社会道德。一方面，他坚持把为人民服务推广为一类昭示社会先进分子的道德境界与人生意义的价值原则。毛泽东把共产党人和人民群众的关系比作“鱼和水”“种子和土地”等的关系，强调中国共产党人只有把自身生死荣辱与人民利益、人民解放事业紧密结合，才能获得真正的人生价值和人生意义，这正如他在《纪念白求恩》一文中所言：“我们大家要学习他毫无自私自利之心的精神。从这点出发，就可以变为大有利于人民的人。一个人能力有大小，但只要有这点精神，就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另一方面，他坚持把为人民服务推广为社会主义社会中一切社会成员应普遍奉行的道德原则。1949年，毛泽东为《新华月报》创刊号题词：“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护公共财产为全体国民的公德。”随后，在毛泽东的主张下，《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规定：“提倡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护公共财物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全体国民的公德。”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更是号召“学习雷锋”，“学习他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不但普通干部、群众学雷锋，领导干部要带头学，才能形成好风气”。随着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系统推进以及雷锋这类道德模范的引导示范，为人民服务也从共产党人的道德标准逐步成为中国人民普遍认同和遵守的社会道德。总之，“为人民服务”作为一种道德现象，具有从政党道德发展为政治道德并进而发展为社会道德的内在价值张力，不但表现为中国共产党人的道德境界，而且表现为党领导下的各类政治组织的道德原则，还表现为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普遍道德追求。
三、科学阐释一系列指导党、国家和社会的道德建设的理论范式
毛泽东阐发的关于道德革命和道德建设的理论范式，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提供了基本遵循，深刻影响着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实际效果。在领导中国人民推翻剥削阶级反动统治的进程中，为适应不断发展的伦理关系和革命实践的要求，毛泽东坚持以马克思主义道德理论为基本原则，科学阐释了一系列指导党、国家以及社会道德建设的理论范式。这些理论范式赋予毛泽东道德思想以价值崇高性、理论科学性和实践可行性等特质，有利于整合传统的与现代的、本土的与域外的各种道德建设元素，从而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奠定了有效的理论指导体系。
第一，坚持从人类社会的系统性结构出发分析道德文化现象。任何一种道德现象首先都是一种文化现象，因而必然存在于一定的社会系统性结构之中。以政治、经济、文化为主体的社会系统性结构，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相互作用之下，共同生成和构造了人类社会的道德现象。具言之，任何一种道德文化现象，既在根源上受到社会经济结构的制约，又必然受到先于它而存在的各种道德文化传统的综合影响；同时，它作为一种新的意识形式，既必然对社会经济结构产生维护抑或批判的作用，又必然对先于它而存在的各种道德文化传统发挥扬弃或重构的作用。毛泽东对此曾指出：“一定的文化（当作观念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给予伟大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而经济是基础，政治则是经济的集中的表现。这是我们对于文化和政治、经济的关系及政治和经济的关系的基本观点。”显然，这种将道德作为一定社会文化系统的组成部分，进而把它置于具体的、历史的社会结构中加以辩证地考察和分析的方法，不但为中国共产党批判封建传统道德和资本主义道德掩盖剥削关系的虚假性提供了理论遵循，而且为中国共产党充分弘扬革命道德和有序推进社会主义道德建设提供了理论指导。此外，这种从社会系统性结构出发分析道德现象的理论范式，还促使毛泽东提出了社会主义集体主义道德原则。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的社会经济关系发生了深刻变革，如何协调个人、集体和国家的关系成为道德建设的重要议题。针对这个议题，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指出：“国家和工厂、合作社的关系，工厂、合作社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这两种关系都要处理好。为此，就不能只顾一头，必须兼顾国家、集体和个人三个方面，也就是我们过去常说的‘军民兼顾’、‘公私兼顾’。”由此，毛泽东正式提出了社会主义社会中处理个人与个人、个人与集体、集体与集体、集体与社会等各类道德关系的基本原则，确立了社会主义集体主义道德原则的理论依据。
第二，坚持以主观动机与行为效果相结合为视角来进行道德评价。确定道德评价的普遍性标准，是道德建设的重要内容。在伦理学史上，虽然关于道德评价的争论与歧见繁多，但总体上看主要有两种理论流派，即分别依据行为者的主观动机和行为效果而形成的“动机论”和“效果论”。针对“动机论”和“效果论”割裂主观动机与行为效果统一性关系的理论缺陷和实践危害，毛泽东提出了“把主观动机和行为效果相结合来进行道德评价”的辩证唯物主义原则。他指出：“唯心论者是强调动机否认效果的，机械唯物论者是强调效果否认动机的，我们和这两者相反，我们是辩证唯物主义的动机和效果的统一论者。为大众的动机和被大众欢迎的效果，是分不开的，必须使二者统一起来。为个人的和狭隘集团的动机是不好的，有为大众的动机但无被大众欢迎、对大众有益的效果，也是不好的……社会实践及其效果是检验主观愿望或动机的标准。”显然，毛泽东在这里强调“为大众的动机”和“被大众欢迎、对大众有益的效果”，实质上就是主张将阶级利益融入道德评价之中，在区别“个人利益”“狭隘集团利益”和“大众利益”的基础上作出道德行为的善恶评价，从而解决如何评价无产阶级革命进程中的各类行为现象以及各类意识形态现象的问题。在毛泽东看来，无论是“效果论”还是“动机论”都企图用抽象的理论原则（动机或效果）作为人们行为的基本的道德评价标准，由此它们必然淡化道德评价中阶级利益的标准，致使人民群众无法看到“动机论”所谓的“动机”和“效果论”所谓的“效果”都只是不同的阶级利益的表现形式而已。与此同时，毛泽东提出了无产阶级的革命的功利主义原则。他指出，“世界上没有什么超功利主义，在阶级社会里，不是这一阶级的功利主义，就是那一阶级的功利主义”，无产阶级的革命的功利主义原则“是以占全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最广大群众的目前利益和将来利益的统一为出发点的”，无产阶级应该“是以最广和最远为目标的革命的功利主义者，而不是只看到局部和目前的狭隘的功利主义者”。进言之，毛泽东强调的无产阶级的革命的功利主义不是那种重视私利的功利主义，而是含有增进无产阶级利益这个良善动机的革命功利主义。总之，毛泽东认为主观动机和行为效果是辩证统一的关系，他通过强调道德评价的阶级利益标准，完成了对“效果论”和“动机论”的理论扬弃，为党、国家和社会的道德建设确立了道德评价的普遍标准——以人民群众的利益为着眼点，既看动机又看效果、联系效果去看动机、结合动机去看效果，最终把主观上为人民群众的动机与客观上增进人民群众利益的效果统一起来综合评价各类道德现象。
第三，坚持以阶级性与人民性相统一来保障道德建设的基本方向。道德在本质上是属人的，人性及其基础是任何一种道德学说得以成论的根本。马克思主义道德理论批判封建伦理和资本主义道德扭曲人性、压制启蒙哲学确定的人的尊严。由此，它立足于“现实的人”，坚持从实践出发指明人是一种目的性和对象性的存在，得出了“人的本质，在其现实性上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的重要结论。毛泽东秉持马克思主义道德理论的人性分析原则，并将其运用于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历史实践中，从而科学阐明了人性、人民性和阶级性及其相互关系。延安时期，针对那种把文艺的出发点视为人类之爱、把资产阶级人性论作为文艺理论基础的错误思潮，毛泽东批判性地指出：“有没有人性这种东西？当然有的。但是只有具体的人性，没有抽象的人性。在阶级社会里就是只有带着阶级性的人性，而没有什么超阶级的人性。我们主张无产阶级的人性，人民大众的人性，而地主阶级资产阶级则主张地主阶级资产阶级的人性，不过他们口头上不这样说，却说成为唯一的人性。”质言之，在阶级社会中，人性必然带有阶级性，离开阶级性就没有所谓的“人性”，而“无产阶级的人性，人民大众的人性”与“地主阶级资产阶级的人性”绝不只是两种人性观的分野，更是阶级利益的对立，亦如毛泽东后来所言，“道德是人们经济生活与其他社会生活的要求的反映，不同阶级有不同的道德观，这就是我们的善恶论”。毛泽东对人性、人民性和阶级性及其相互关系的分析也表明：道德建设不能奠基于“爱”或“人类之爱”，因为它们始终都是观念的东西因而必然是实践的产物；那种单纯通过倡导人类之爱来培育人的道德素养进而构建良善社会的方案，并不足以从根本上推动道德的全面进步；只有在发展物质生产、改善人民群众的物质生活的基础上培育社会主义性质的道德观念，才能真正有效地加强党、国家和社会的道德建设。据此可见，毛泽东主张的人性就是无产阶级的先进性和人民性的有机统一，党、国家和社会的道德建设就是培育符合无产阶级先进性和人民性的社会主义道德形态。
第四，坚持以道德文化资源综合创新来拓展道德建设的基本内容。道德建设从属于文化建设，需要各类文化资源的涵育和滋养。在此意义上，有关道德建设的文化资源都可被称为道德文化资源。毛泽东提出的“以我为主、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文化建设思想，实质上也是一种道德建设思想。这种道德建设思想坚持以道德文化资源综合创新来拓展道德建设的基本内容，促使毛泽东道德伦理思想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的一般原理与中国革命与建设的道德实践及中国伦理文化优秀传统的结合”。毛泽东曾提出，“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各资本主义国家启蒙时代的文化，凡属我们今天用得着的东西，都应该吸收”。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又强调“关于孔子的道德论，应给以唯物论的观察”，例如孔子的“仁”就有“仁于统治者一阶级而不仁于大众”的“仁”，也有“亲爱团结”的“仁”，对“孔子的这类道德范畴，应给以历史的唯物论的批判，将其放在恰当的位置”。进言之，毛泽东主张的“道德文化资源综合创新”，就是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原则甄别和扬弃古今中外的文化遗产，依托马克思主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其他文明的优秀文化成果所构成的道德文化资源共同推进社会主义道德建设。显然，毛泽东的这个思想与他早期对知识和道德二者关系的理解相关。毛泽东认为“知识固大有影响于人心者也。人心循感情冲动及良心而动作者半，循新得之知识而动作者亦半，人类之有进步、有革命、有改过之精神，则全为依靠新知之指导而活动者也”。在肯定知识能够化育道德的基础之上，毛泽东着重强调了信仰与知识的辩证关系，“夫所谓信仰者，必先之以知识，知之而后信之……夫知者信之先，有一种之知识，即建为一种之信仰，既建一种信仰，即发为一种之行为。知也，信也，行也，为吾人精神活动之三步骤。凡知识必建为信仰，当其知识之时，即心以为然，此以为然之状态，即信仰也”。总之，毛泽东在把道德现象归向知识的基础上，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中又进一步从生产方式和阶级利益的视阈考察知识的本源问题，促使社会主义道德建设形成了以物质—知识—良心为线索的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范式。这种理论范式的逻辑起点是经济建设，关键环节是古今中外道德文化资源的综合创新，落脚点则是人民群众道德素养的全面提升。
余论
2023年12月26日，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30周年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创造性运用和发展，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1957年1月18日，毛泽东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马克思主义也包括道德。”可见，毛泽东道德思想是毛泽东思想的一个组成部分，它作为马克思主义道德理论与中国革命和建设有机结合的产物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一次飞跃的重要理论成果。毛泽东道德思想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理论作出了奠基性贡献，主要表现为毛泽东不但率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道德理论分析中国革命中的道德议题，而且把为人民服务确立为党、国家和社会的道德建设的价值主题，还科学阐释了一系列指导党、国家和社会道德建设的理论范式，从而在理论层面上实现了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理论奠基。需要指出的是，毛泽东对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奠基性贡献也表现为他在政治实践层面确立了马克思主义对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指导地位。限于篇幅，我们对毛泽东的这些政治实践难以进行全方位梳理，仅论述最具标志性的历史事件及其对中国道德建设的主要意义：1929年，三湾改编确立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权和官兵平等的政治伦理原则，是党运用马克思主义的道德原则塑造新型人民军队的开端；1945年，党的七大把为人民服务和党的三大优良作风写入党章，是“党在思想道德建设上成熟的重要标志”;1949年6月，毛泽东发表《论人民民主专政》以及此后党以该文献为指导而推动的各类国家制度建设，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提供了坚实的制度保障；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宣布废除束缚妇女的封建制度、提出以“五爱”作为全体国民的公德，以“宪法”的形式确立了马克思主义对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指导地位。总之，毛泽东对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理论作出的奠基性贡献，既是中国共产党在一百余年伟大奋斗历程中所积累的宝贵精神财富，也是中国共产党对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作出的重大道德理论贡献，早已成为一种深刻影响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道德生活的磅礴力量。
（基金项目：本文系北京市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同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主张的内在契合性研究”（23KDB010）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金德楠，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助理教授、博士生导师）
网络编辑：同心
来源：《伦理学研究》2024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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