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彦 陈炜枫：“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行”的三个前提性思考

　　理解“中国化时代化”是把握“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行”的逻辑原点。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一词首次被写入报告中，并且出现了5次，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传统表述则没有出现。“中国化时代化”同“中国化”有何种区别和联系？为什么在“中国化”之后又提出“中国化时代化”？这些是回答“什么是中国化时代化”需要明晰的问题。

　　作为政治性用语，“中国化时代化”建基于“中国化”的传统表述之上。尽管在历史实践中，“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进程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是同质的”[2]，但是，在党的文件层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命题一直到1938年10月才被毛泽东正式提出。但是，可能当时考虑到“中国化”一词容易引起“背离马克思主义”的误解，我们党很少公开使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一词，通常用“具体化”一词来取代“中国化”。改革开放以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逐渐频繁地出现在中央领导人讲话、中央与地方文件中，马克思主义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理论创新原则也愈发凸显。例如，党的十五大通过的党章总纲明确提出：“邓小平理论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同当代中国实践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产物”[3]47，江泽民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大会上提出“马克思主义具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4]282的重要论断。在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理论探索的基础上，2009年9月，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首次提出“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5]7（以下简称“三化”），“三化”后续又被写入党的十八大报告等重要文件中。“三化”的提出是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拓展和延伸，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三位一体”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体系。

　　作为学术性用语，“中国化时代化”的提出酝酿于长期的思想争鸣和理论探讨中。一般而言，中国化是扎根中国大地，面向中国现实问题，服务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建设、改革事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方向，因此，中国化可以说是基于横向空间的理论创构；时代化则是基于时代方位，面向世界之问和时代之问，推动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理论创新方向，因此，时代化可以说是基于纵向时间的理论创构。正是基于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时间和空间两种维度的认识，21世纪初学界掀起了要不要在过去“中国化”的基础上提出“中国化时代化”的讨论。李君如在2008年指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科学命题已经包括了马克思主义‘当代化’或‘时代化’的要求，没有必要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后面再加上‘当代化’或‘时代化’的字样。”[6]龚育之也认为，“中国化”本身包含了“‘民族化’和‘当代化’的特征”[7]48，已经涵盖了空间维度和时间维度。尽管当时“中国化时代化”的提法并未在学界形成广泛共识，但从总体上看，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创新应关切中国实际和凸显时代特色，已经成为思想理论界的共识。

　　不管是偏向于国家意识形态的政治性用语变迁，还是偏向于学理逻辑的学术性用语争鸣，它们最终都共同指向了“中国化时代化”。2018年，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首次提出“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是完全正确的”[8]15的重要论断，“中国化”与“时代化”不再用顿号隔开，而是融为一体，“中国化时代化”作为一个全新概念被正式提出。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中国化时代化”成为“中国化”在新时代的独特表达，构成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重要体现。“中国化时代化”并非在“中国化”后简单补充了“时代化”一词，而是“中国化”在新时代的“接着讲”与“发展讲”。“中国化时代化”既是对过去“三化”的继承性发展，又是立足新时代的思想创举。在全球化进一步发展的当下，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正朝向中国化和时代化两个向度发展。但在理论称谓上，如果仍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为指称，便容易淹没时代化的深刻内涵，也容易引起不必要的误解。从这个意义上而言，习近平提出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切中了理论术语称谓的洽适性、精准性和发展性，是具有标识性的理论创见。

　　“中国化时代化”的提出并不是流于表面的话语置换，而是根植于更深层次的现实需求。马克思指出：“思想的历史除了证明精神生产随着物质生产的改造而改造，还证明了什么呢？”[9]51思想理论的转向背后必然有着物质条件的转变，新时代以来提出的“中国化时代化”，并不是突发奇想式的任性造词，而是有着坚实的现实基础，是面向新时代新征程作出的重大思想论断。新时代10年来，国内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建设取得重大成就，党和人民成功推进和拓展中国式现代化，迎来了“三件大事”；同时，国际形势动荡不安，全球经济增势衰弱，世纪疫情横空出世，生态危机日趋严峻，局部战争持续不断……这些现实处境促进理论必须不断创新、完善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需要更加迫切和凸显，也提出了新的理论课题和新的理论创新生长点”[10]。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既立足本国问题，也关注时代性、世界性议题，这充分展现了马克思主义致力于全人类解放的理论初衷。正是在这个大背景下，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十八大以来，国内外形势新变化和实践新要求，迫切需要我们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深入回答关系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党治国理政的一系列重大时代课题。”[1]16-17在新时代新征程的关键节点上，提出“中国化时代化”是扎根现实需求、顺应时代需要、标指理论创新的必要之举。

　　至此，自第一个前提性思考——什么是中国化时代化——之后，我们可以给出这样一个基本结论：中国化时代化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又深刻回应时代问题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方向。在新时代提出中国化时代化，具有强烈的现实紧迫性，既是政治性用语的一脉传承，又是学术性用语的规范统一。

　　“什么是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是对“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行”的本体论式追问。在完成了对“中国化时代化”的基础性释义后，“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具有什么基本规定？什么样的理论能称为“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这些问题构成第二个前提性思考。

　　严格地说，“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不尽相同。以“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关系为例。田克勤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外延“既包括理论，又包括实践。而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则主要是指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产生的理论成果”[11]9。汪青松同样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高成就就是在不同历史时代形成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12]12概言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一个动态持续、开放发展的过程，而“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则是产生于中国本土的理论结果。依此逻辑来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指向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问题相结合并吸收时代内容的理论创新过程，“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是一个追求真理、揭示真理、笃行真理的过程”[1]16。在这个意义上，过去百年来我们党的理论创新探索，都是指导和支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宏大历程的生动体现；而“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则是百年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理论结晶。作为成果结晶的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至少有以下3点内在规定：第一，它具有“中国化”特征。这一理论成果生发于中国具体实际，并伴随着中国具体实际的变化发展而相应丰富完善。第二，它具有“时代化”特征。这一理论成果孕生于世界历史发展洪流中，是对时代主题和世界性议题的理论反映。第三，它是融贯“中国化时代化”和“化中国化时代”的思想理论方法。理论指导实践和实践升华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品格。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不仅应中国与时代而生，而且指导中国具体问题和时代议题，是肩负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初心使命，对全人类解放与人的全面发展有自觉意识的理论成果。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党的第三个历史决议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飞跃”[13]26，党的二十大报告则更进一步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的飞跃”[1]6来突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历程中的重要地位。从“中国化”新的飞跃到“中国化时代化”新的飞跃，标识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对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原创性贡献。在国内，面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和社会主要矛盾发生转化，我们党紧紧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在新时代实践中概括出了“十个明确”“十四个坚持”“十三个方面成就”，形成了具有科学性、全面性和深刻性的思想理论体系。在世界上，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倒逼马克思主义理论必须不断创新。以习近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努力探索“三大规律”、科学回答“三大课题”，沉稳应对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展现了马克思主义应对时代性议题的理论活力和强大生命力。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立足于国内新时代10年伟大变革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一方面指向立足中国实际问题的中国之问和人民之问，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另一方面指向立足时代性议题的世界之问、时代之问，是“21世纪马克思主义”。“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和“21世纪马克思主义”分别切中“中国化”和“时代化”的深刻内涵。应当说明的是，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是一个开放发展的理论体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其重要组成部分，这一论断并非说明过去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不具有“时代化”，而是意在突出新时代新征程背景下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时空特性。

　　从概念外延来看，“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仍属于“马克思主义”这一“大类”，那么，从形式逻辑上而言，“马克思主义行”可以直接推导出“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行”，党的二十大报告为什么又要特地强调“两个行”？我们认为，这并非逻辑上的同义反复，而是内容上的突出强调。“两个行”的新提法有迹可循，在2022年1月，习近平就曾指出：“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到底是因为马克思主义行。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行，就在于党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并用以指导实践。”[14]在这里，习近平明确指出中国共产党在百年奋斗中不断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努力是“马克思主义行”的原因。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提出“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行”是对这一精神要义的延续。首先，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两个行”是对“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两题的应答，这两个基于中国主体的设问，只有在中国大地上形成的理论创新成果才具有更强的针对性和适用性。因此，在新时代新征程适时地突出强调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能有效避免马克思主义流于标签化、表面化，是增强党和人民历史自信、发挥历史主动性的应然之举。其次，党的二十大报告首次提出“两个行”，是对过去历代中国共产党人基于中国国情的理论创新成果的肯定，也是对新时代理论创新成果的突出标识。中国共产党人的理论探索属于马克思主义这一“大类”，因此，过去我们统称为“马克思主义行”。立足百年奋斗历史成就的基础，提出“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行”，更能凸显党和人民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的重大贡献，在新时代新征程我们有条件也有必要这样做。最后，在迈向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征程上，更应当突出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优势和理论自信，尤其是要突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科学性和真理性，号召党和人民牢牢把握这一世界观和方法论，充分发挥其思想魅力和实践伟力。对此，吴宏政指出：“从一个‘行’到两个‘行’，彰显了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对自己创新理论的自信达到新境界。”[15]总之，强调“两个行”既是立足百年成就的系统总结，也是基于伟大使命的前进号令。

　　至此，自第二个前提性思考——什么是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之后，我们可以给出这样一个结论：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是党百年来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理论成果，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突出“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行”，具有历史延续性和现实必要性。

　　“为什么行”的问题是“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行”自然析出的基础性追问。“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行”是基于事实的价值判断，这一判断根植于多方因素，如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的全面领导、始终坚持守正创新的优良传统。除此之外，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行，还在于理论本身。解答“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行”这一问题，关键在于把握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优势。

　　“马克思主义行”是“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行”的基本前提。马克思主义是具有科学性、真理性、人民性、实践性、开放性、时代性的理论体系，是“活的”理论体系，它始终以人类解放和全面发展为终极旨归。从概念外延来看，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属于马克思主义这一“大类”之中，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发展壮大构成了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重要篇章。因此，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行，从源头上说就是马克思主义行。马克思恩格斯发现了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揭示了客观世界特别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给人类留下了宝贵的思想遗产。历史证明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能够指导人们正确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思想武器，是可靠可行的理论体系。

　　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是“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行”的现实根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历史进程，总是以中国社会实际发展与时代变化基本情况为立足点向前推进。恩格斯指出：“我们的理论是发展着的理论，而不是必须背得烂熟并机械地加以重复的教条。”[16]562在百年实践中，党和人民始终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针对不同的历史条件、历史任务、社会矛盾和时代课题作出了符合基本国情和时代要求的理论应答。尤其是新时代以来，面对社会主要矛盾发生转变，我们紧紧抓住“变”与“不变”，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科学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等重大时代课题。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使得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始终保持生机和活力，能有效指导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等多领域问题，彰显了“行”的现实力量。

　　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行”的文化根基。“两个结合”被写入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国共产党不断进行理论创新的文化支撑，是我们理论创新的经验总结和实践提炼。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行，在于理论的契合性。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之所以能被中国人民所选择，并不断发展壮大，很重要的原因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天下为公、民为邦本、天人合一、亲仁善邻等思想相契合，同中华民族在长期生活中逐渐形成的宇宙观、天下观、社会观、道德观相呼应。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行，在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能同马克思主义融通创新。尤其是新时代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将群众史观同民本思想相结合，提出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观；将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同“求大同”思想相结合，提出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同传统文化相结合使马克思主义拥有了鲜明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气韵，充分激发党和人民强烈的文化自信与文化自觉，彰显了“行”的理论魅力。

　　“六个坚持”是“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行”的世界观方法论。“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行”，在于理论本身内蕴着能不断自我更新、自我完善的立场观点方法，党的二十大报告将其概括为“六个坚持”。第一，必须坚持人民至上的价值内核。人民实践是我们党理论创新的直接来源。坚持人民至上要求理论创新依靠人民，善于把人民的探索创新、实践创造、方法经验、需求愿望系统总结、及时提炼，形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最新成果。第二，必须坚持自信自立的精神特质。坚持自信自立，就是要在“四个自信”中充分发挥主体能动性，在自立自强、踔厉奋发的精神面貌中继续完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就要同模糊、抹黑乃至否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成果的错误思想作斗争，以马克思主义为根本立场批判“篡改论”“破产论”“历史终结论”等一系列错误论调。第三，必须坚持守正创新的基本原则。“守正”，即坚定不移地高举马克思主义旗帜、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持扎根中国实际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新”即面向新时代新征程，提出新战略、新思路、新举措，在理论与实践的良性互动中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推向新的历史高度。第四，必须坚持问题导向的着力方向。理论的产生与发展，从根本上说就是为了解决问题。习近平指出：“问题是事物矛盾的表现形式，我们强调增强问题意识、坚持问题导向，就是承认矛盾的普遍性、客观性，就是要善于把认识和化解矛盾作为打开工作局面的突破口。”[17]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就要找准当下中国和时代所面临的矛盾问题，立足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充分发扬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的理论品质。第五，必须坚持系统观念的思想方法。理论创新是一项系统性工程，坚持系统观念有助于赋予马克思主义新的生机活力，构建科学全面、体系成熟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理论体系。第六，必须坚持胸怀天下的人类情怀。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创新，从来都不是狭隘的理论创新，而是拓展世界眼光、关注人类命运、开解时代性议题的人类思想理论创新。坚持胸怀天下要求我们善于吸收人类优秀文明成果，合理借鉴，为我所用，要敢于同西方中心主义、“普世价值”、历史虚无主义等西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幻象作斗争。

　　“六个坚持”相互联系，辩证统一，共同构成了新时代新征程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方法论。就整体而言，“六个坚持”统一于唯物辩证法和唯物史观，是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具体化。同时，“六个坚持”是100多年来中国共产党人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经验总结，既有价值立场，又有思想观点，还有具体方法，是逻辑自洽、内涵丰富、指导性强的思想体系。

　　新时代10年的伟大变革检验了“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行”。理论好不好、行不行，最终要回到现实实践中得到检验。党和人民不断战胜风险挑战的历史事实证明了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行。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新时代10年来，党和人民坚持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经受住了来自政治、经济、意识形态、自然界等方面的风险挑战考验，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推动我国迈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1]6。21世纪以来，尤其是新时代10年以来，全球风险加速复制、叠变，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始终是我们紧紧团结在一起，在思想行动上形成斗争合力的思想认同基础。新时代10年来，我们不断在风险挑战中书写新的历史性胜利，经济实力实现历史性跃升、政治社会环境安全稳定、社会主义文化持续繁荣，这些历史性变革离不开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指导和贯彻落实。过去10年所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充分说明了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行。

　　至此，自第三个前提性思考——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行——之后，我们可以给出这样一个结论：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行，在于马克思主义行，在于始终坚持“两个结合”和“六个坚持”。

“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行”具有丰富的理论意涵，思考“什么是中国化时代化”“什么是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行”这3个前提性问题，为我们理解“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行”整体命题域奠定了认识基础。在迈向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征程上，我们要充分认识“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行”，继续推进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深刻把握好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不断谱写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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