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多是善于用人的。殷商的战俘和羌人就是多用性的，能用于食用（醢和羌人酱），能用于祭祀（天子杀殉，众者数百，寡者数十；将军大夫杀殉。众者数十，寡老数人），能作衣不蔽体的奴仆（一之日觱发，二之日粟烈。无衣无褐，何以卒岁），乃至生活中的日用品（在商朝的遗址有着人的头骨做的碗），用法多种多样，而这用人的优良传统尚且在中国如此悠久的历史中保留了下来——汉朝以及后面诸多封建王朝的官奴和私奴、两晋的时期的羯人奴隶、唐朝的昆仑奴，无不欢愉地展现人的用法，奴隶制和封建制的贵族们在氤氲着酒肉香气的宴席中不断挥霍着这种特殊的商品，令这个持续数千年的荒诞盛宴弥漫着无人关心的血腥味。
我们在探寻殷商遗址时，无不会为那死状凄惨的人殉墓地感到一股恶感，以羌人人殉为例，就有伐羌、肔羌、卯羌、戠羌、胹羌等做法，而这些做法在历史中总是无形地传承着，台湾在清帝国和日本帝国主义统治期间，汉人素有吃原住民的传统，无论是胡传所著的《台湾日记与禀启》，还是片冈岩所著的《台湾风俗志》中，都有台湾的汉人吃原住民的记载，原住民的肉称为番肉，原住民的骨骸拿去与中药混煮成番膏，原住民的心可作药引，称为番心。有时，或许还会有众多汉人聚一起喝一碗热乎的番肉汤。自然，原住民也是会吃汉人的，例如煮汉脑是台湾原住民的传统美食。被剥皮拆骨、做肉做药的番人和被煮了脑子的汉人比用作人殉的羌人唯一幸运的，大概是被煮了不用常埋黄土，而是成了他人的营养，多少有些用处。
当然，吃人的习俗追溯起来，在古代几乎是时不时就会发生的，不说商朝的人酱和孔子吃子路肉酱的传言，“岁大饥，人相食”这样的悲剧是古代常有的，菜人、两脚羊是乱世随处可见的。这些个悲剧我们可以归结为人类对饥饿的恐惧，而饥饿的再现又往往是剥削制度所铸的。
往前推，吃人是迫于无奈的、亦或是迫于权贵的淫威和口腹之欲的，那么，往后推呢？食人且唤人肉为鸵鸟肉变卖的，做人肉火锅享受的，做人肉面条而唤牛肉面条售卖的，食人的动机变得愈发畸形，多为掩盖罪证或满足自己变态的欲望，只是因自己的权利再无古代的权贵那般大，只好偷偷摸摸的吃人了，但这些人为什么会诞生呢？莫不是畸形社会制度诞生了畸形的人么？不得而知。
话分两头来，随着历史的发展，人作食用的法子是还有些留存，但是人祭快泯灭于文明社会了，大约还能在原始社会或者不知名的邪教中见到，可奴隶却是多见。如美国的黑奴，算是近代的著名。还有被人口贩卖的儿童和少女，也算作一种奴隶。前些阵子，看到一个新闻，大概意思是河南的公安、乡政府、妇联联合拯救了一名被当地农村带有奴隶制残余的封建反动宗族势力拘禁折磨成精神患者的少女。在一个民主国家看到这一连串如此久远的词汇，相信阅此新闻的读者皆会苦笑一声。
而人的另一种用法，作器物在历史上亦是常见的，不说上文已举例的人骨碗，就拿西藏的人皮唐鼓来说，亦是闻名遐迩。而在现代，人作器具还是有的，比如印尼富豪的人骨皮包。自然，那些合法贸易的国家政府宣称自然死亡的人才是此类物品的材料，真实性自然也是不容我们这些没证据、没话语权的他国市民质疑的。
终了，又回到食人来，我们现代社会还有大规模地食人吗？鲁迅先生其实也说了，当然还是食人的，只不过方式更为隐蔽了。那么，又拐回奴隶上来，现代还有大规模的奴隶么？当然还是有的，只不过光明正大的奴隶制被偷偷摸摸的奴隶制取代了。那么，我们又该如何评析在这隐蔽的食人和偷偷摸摸的奴隶制下，所诞出来的真正的食人魔（如张永明），真正的奴隶主（如毛里塔尼亚的奴隶主）呢？我们是否可以说资本主义真是“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呢？
回望这段人相食、人作奴隶、人作葬品、人作器物的历史，我们只是感受到背后的寒凉么？我们该感到忿怒吗？该的。人类的历史是如此的残忍，又是如此的冷漠，多么血腥，多么黑暗，可谓“千古悠悠，多少冤魂嗟叹”。这含着多少被压迫者血泪的历史，我们要牢记于心，常怀着愤怒，常怀着理智，常怀着奋进向前的心态，直至彻底葬送掉资本主义制度，彻底葬送掉旧制度残余，彻底葬送掉私有制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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