朋友间议论中国百姓的生活状况时，常听到“中国百姓都很满意”的说法，对此，我总是回敬一句：“朝鲜的百姓更满意！”
这说明，如果不满意的声音发不出来，或者发出后立刻消失，那么留下的自然全是“满意”的声音。当批评面临被删帖、封号甚至法律风险时，理性的个体会选择沉默。在某些特定氛围下，公开表达“满意”成为一种政治正确的自我保护，而不满意则被视为异类。
不可否认，改开几十年来，人民的生活水平普遍提高，大家对此感到满意，这是真实的。
但是今天的实际情况是，内需疲弱，但银行的储蓄存款达到了惊人的巨额水平。据报道，仅仅在2025年一年，百姓往银行里多存了14万多亿元。截止2025年末，中国住户存款余额已经突破了人民币167万亿元。
这并不是老百姓“富得流油”的表现，而是全社会的“惊恐储备金”。这里面存的是原本打算买房的首付、不敢花的养老钱、给孩子留的教育金，以及应对随时可能失业的“保命钱”。
只要房价预期不稳、医疗教育社保问题不解决、收入预期不扭转，这笔天量资金就会一直趴在银行账户上“空转”，无法转化为拉动经济的消费力。
今天的中国储蓄情况，是对未来不确定性的一项巨额投资。老百姓宁愿忍受利息跑不赢通胀的损失，也要把钱攥在手心里，这说明大家对未来的安全感已经降到了冰点。
西南财大的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ina Household Finance Survey,CHFS)长期追踪中国家庭资产配置，其报告明确指出房产占中国家庭总资产的70%左右。因此房价下跌对家庭财富的打击是毁灭性的（负财富效应）。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在关于中国经济的年度评估中，多次使用“Precautionary Savings”（预防性储蓄）一词来解释中国的高储蓄率，并将其归因于社会安全网（Social Safety Net）的不足。
这些结论，并不是单一的媒体猜测，而是基于官方发布的原始数据（如存款总额、财政支出表）经过计算和国际横向对比得出的客观经济图景。这也是为什么目前的经济学界共识是：中国经济的问题不在于“缺钱”（M2货币总量很大），而在于“钱流不进实体和消费”（货币流通速度下降）。
在今天的现实环境中，真正满意的是那些退休后领取高额养老金的群体，尤其是“体制内退休人员”（包括公务员、事业单位人员以及部分垄断国企的退休职工）。根据中国社科院（CASS）《中国养老金发展报告》和学术界的测算，他们的“满意度”确实具有坚实的物质基础，他们的养老金替代率（退休金占退休前工资的比例）往往能达到80%-90%甚至更高，且随着工龄和职级有各种名目的补贴。这一群体拿着比许多在职年轻人还要高的月收入（例如在一二线城市，退休金过万并不罕见），且旱涝保收，当然对现状感到“从容”和“满意”。
相比之下，普通企业退休人员的替代率往往只有40%左右，而广大农村老人的基础养老金更是只有每月一两百元，仅够维持生存。
中国政府在社会民生方面的支出占比，不仅显著低于发达国家（OECD国家），甚至低于一些同等发展水平的新兴经济体（如巴西、俄罗斯）。这就导致了家庭部门必须自己承担大部分的养老、医疗和教育成本。
这是衡量一个国家“福利水平”最核心的指标，包括养老金、医疗、失业救济等。中国国家统计局（NBS）、中国人民银行（PBOC）发布的官方统计公报，以及世界银行（World Bank）、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公开数据库和研究报告：
1、经合组织（OECD）平均水平：约GDP的20% - 21% 。
2、高福利国家（如法国、芬兰）： 达到GDP的30% - 32% 的GDP。
3、美国：虽然被认为是“低福利”发达国家，但其公共社会支出依然在 19% - 20%（主要在医疗和社保）。
4、中国：根据中国财政部发布的《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情况》，将“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与“卫生健康支出”相加，再除以当年的GDP（国家统计局数据），得出的比例通常在 7%-10% 区间浮动。
5、其他新兴市场：巴西（约17%）、俄罗斯（约13%）的比例通常也高于中国。
在“看病贵”的问题上，政府投入的占比直接决定了个人负担的轻重。政府卫生支出占GDP比例：欧美发达国家：普遍在 8% - 10% 以上，中国政府卫生支出占GDP比例约为 3% - 4% 左右（虽然卫生总费用占GDP约7%，但其中很大一部分是个人自付和社会卫生支出）。在发达国家，个人直接支付的医疗费用通常占总费用的 10% - 15%。在中国，尽管名义报销比例在提高，但实际的个人卫生支出占比依然较高（约 27% - 30%），且重特大疾病的实际报销受限于目录和封顶线，导致“因病致贫”风险依然存在。
目前中国经济表现出的“症状”，与日本1990年泡沫破裂后的情况几乎如出一辙，甚至更为严重。
当年日本人均GDP已经超过美国，是真正的高收入发达国家。即使后来停滞了30年，日本百姓依然维持着世界一流的生活水平，社会福利完善。而2025年中国的人均GDP仅为美国的1/6左右，仍属于中等收入国家。
日本是“富裕后的停滞”，可以吃老本；中国面临的是“未富先老”，在还没建立起高福利体系时就失去了增长动力，这会带来更剧烈的社会痛苦（如养老金缺口）。
日本政府在泡沫破裂初期犹豫不决，后来虽然推出了大规模财政刺激，但因为人口结构问题，效果有限，最终导致了长期的通缩。
中国的优势在于“举国体制”。中国政府对金融系统的控制力远超日本，国有银行听指挥，可以避免像日本那样出现大规模银行倒闭潮。政府可以通过行政手段“冻结”楼市交易，避免名义价格崩盘（虽然这也导致了有价无市）。但这种强力干预也可能导致“僵尸化”——低效的企业（特别是国企和城投）一直不死，占用资源，导致经济长期缺乏活力，虽然没有剧烈的崩盘，但会陷入漫长的阴跌。
中国确实正在经历“日本式”的资产负债表衰退。过去几十年动辄8%-10%的增速已成历史。现在的常态是努力维持在5%左右，且很多机构预测未来几年可能会进一步滑落至3%-4%的区间。
但最令人担忧的不是“像日本”，而是“不如日本”。 因为日本在失去三十年里，依然是一个贫富差距小、社会福利高、人均寿命世界第一的稳定社会。而中国如果如果不进行深刻的结构性改革，可能会在人均收入远低于日本的水平上，就提前陷入了停滞。
这正是经济学家们最担心的“中等收入陷阱”的终极形态。
（原创首发，作者系美国知名时事评论员；图片源自网络，侵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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