履职县委特约政策研究员的经历
陆章流
初尝调研成果的喜悦
几十年来，我一直是从事基层农业技术推广工作，业余坚持抄抄写写点文字，不时有点豆腐块的文章散见各级报刊杂志，正因为有了这点爱好，1988年被平果县委政策研究室聘用为特约政策研究员。手捧大红的聘任书，对于我来说既感到惊喜又有些担忧，能得到组织上的信任和赏识当然是高兴的事了，但以自己粗浅的学识恐怕难以担当此重任。这不但是一种荣誉，更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当然，我心里也很清楚，“特约”本来就是个虚职的，但我暗中鼓动自己，一定要努力把它做出不虚的实事来。
从此，时任政研室领导陆瑞群就经常与我联系，凡有调研课题他都安排我参与。
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之前，在平果还没有找到一个可以替代甘蔗生产经济规模的产业时，蔗糖的财税收入几乎占全县财税收入的一大半以上，种植甘蔗也是山区农村脱贫致富的主要途径。县委县政府历来重视蔗糖生产，集中人力物力投入到甘蔗生产中，但甘蔗产量仍然徘徊在20万吨上下，不能满足糖厂的需求。围绕县委中心工作，政研室把蔗糖生产作为重点调研对象。1989年县委委派政策研究室牵头调研，找出甘蔗生产各个环节的结症所在，提出解决措施，为县委县政府制定甘蔗生产规划和优惠政策提供科学决策依据。进一步鼓励宣传发动蔗农积极种蔗、科学种蔗，让糖厂吃饱吃好，实现财政增长、糖厂增效、农民增收的目的。经过深入调研，我们写出《在徘徊中如何跨步前进──平果县发展蔗糖生产对策研究》的调查报告，得到县领导的肯定和鼓励。在当年广西区党委政策研究室和广西经济管理干部学院联合举办的政策研讨会上，这篇调研报告被评为经济类论文三等奖。说真的，我们对这个荣誉都比较珍视，老陆一直都把获奖证书挂在他办公室的显要位置上。我想，这并不是向人炫耀什么和宣扬什么，而是我们工作成果得到了肯定认可，这是最大的满足和目的了。
又如，由于交通运输和糖厂生产能力有限等原因，平果糖厂早期只能顾及周边近距离的蔗区，对榜圩、凤梧等偏远蔗区鞭长莫及，没有把其列为糖厂机蔗区管理范围内。特别是随着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平果铝上马，平果糖厂原有的果化、新安、城关（今马头镇）、太平等乡镇重点老蔗区调整产业结构，甘蔗种植趋于减少，要使作为当时平果县最大的经济支柱产业蔗糖生产持续发展，必须开辟新的甘蔗种植基地，承接蔗糖产业转移已成为政府工作的重点。而非机蔗区不能享受到政府、企业长期以来所制定的各项甘蔗生产扶持优惠政策。如信贷资金、种子及化肥预拨、蔗区道路的维修等，挫伤了群众的生产积极性，甘蔗生产难以形成规模经营，一直处于停滞不前的状态。另外，由于群众对市场规律把握不准，甘蔗生产起伏不定，常因市场的波动而损失减收，种植甘蔗预期经济效益时好时差。从而形成了糖价高的时候就自榨蔗汁制作土糖片销售，糖价低的时候就要求交售给糖厂。而作为国有企业的糖厂当市场糖价高的时候通过政府利用行政手段强制收购蔗农的甘蔗；糖价低的时候糖厂收购非机蔗区甘蔗的主动性就不高，服务不到位，蔗农反映问题强烈。
如1992年食糖市场滞销，糖价大幅度下跌，土糖片价格首当其冲。这时榜圩、凤梧的蔗农纷纷要求把甘蔗交售给糖厂；1994年糖价升高时县里曾通过行政手段回购非机蔗区的土榨机，以防止土制糖片蔓延，迫使蔗农交售甘蔗给糖厂。这不但增加了糖厂的生产调度管理难度，而且时常引起蔗农自主经营与政府行为的矛盾，影响干群关系，损害了政府在群众中的形象。当时榜圩镇制止蔗农榨土糖片的工作难度，不亚于号称当时天下第一难的计划生育工作。晚上干部下到重点治理的长安村检查时，不时从暗中扔出的石头、木片在耳边飞过；白天有个主要领导干部被个别人无故推搡跌倒到池塘里，一身落鸡汤，参与者对这些突如其来的矛盾记忆犹新。要很好地解决这些突出的问题，唯一的办法是把榜圩、凤梧列为糖厂蔗区管理范围，依靠糖厂作为龙头企业的带动，发挥其管理技术优势，引导蔗农走高产高糖生产之路。
为此，县委成立一个甘蔗生产调研工作组，负责调查全县甘蔗生产基本情况和发展规划建议。作为调研组成员之一，我与老陆同一个小组，负责榜圩、凤梧蔗区的调研材料。在调查过程中，我们发现榜圩、凤梧发展甘蔗生产具有几个特点：一是这两个蔗区的群众具有较好的种蔗基础，群众掌握甘蔗高产栽培技术，平均单产比果化、城关等糖厂老蔗区高出一吨以上；二是蔗农对市场糖价把握不准，自榨制作土糖片的收益时好时差，影响群众种蔗的积极性；三是榜圩、凤梧离糖厂相对而言路程较远，甘蔗砍运过程较长，损耗较多；四是群众不太适应糖厂砍运甘蔗时调运到户的做法。
根据实地调研，我们把收集到的情况加以整理，写出了《关于把榜圩、凤梧蔗区纳入糖厂机蔗区管理范围的建议》的调查报告。在充分调查论证的基础上，文中提出几点建议：在全县中推广榜圩、凤梧的甘蔗高产栽培技术经验，提高甘蔗单位面积产量，全面提高总产，实现全县甘蔗增产丰收；加强土榨糖片的卫生管理，以及按当时的政策足额征收农业特产税，通过比较效益，引导蔗农自觉地把甘蔗交售给糖厂；建议糖厂在凤梧街头修建一座地磅，让蔗农砍收甘蔗后在当地过磅结算，以减少蔗农跟车押运甘蔗往返的费用和砍运蔗过长造成的损耗；榜圩、凤梧蔗区生产特殊，特区特办，应准许榜圩、凤梧自行设立收购组实行收购调运办法；改善糖厂收购服务工作，避免甘蔗收购过程中的坑农吃农不法行为，保护蔗农的切身利益。调查报告在平果县委编发的《政策研究》上刊发，引起了县领导的重视，建议得到领导肯定和采纳。当县里决定扩大建立糖厂机蔗区范围、由糖厂筹集38万元资金在凤梧街头设立一座地磅，就地收购新蔗区的原料蔗的文件出台时，一种成就感和自豪感油然而生，白天深入实地调研的艰辛、晚上挑灯写材料的苦累全都烟消云散了。
按照县里的文件要求，糖厂逐项落实解决。一是及时下文把榜圩、凤梧规划为机蔗区管理范围，并与老蔗区同等享受县里制定的各项生产优惠政策外，应予新蔗区更为优惠的扶持待遇。具体细节还规定：因为是新蔗区，新区要新办，才能调动群众的种蔗积极性，特别是就地收购和结算这两项服务在老蔗区是不曾享受到的。农民种蔗可跟糖厂预借种子、化肥等农资，糖厂还出资帮助修建蔗区道路。考虑到榜圩、凤梧两个蔗区的甘蔗种植面积少且分散的实际，允许保留原有的收购方式，也就是设立收购组统一就地收购群众的甘蔗；也允许大户蔗农与糖厂直接调运甘蔗进厂。两种收购方式任蔗农选择。二是在凤梧街头建了一座地磅，让凤梧、榜圩、黎明、同老等远距离乡镇的蔗农在凤梧地磅交售甘蔗给糖厂，实现就地过磅就地结算，大大地减少了蔗农的支出（可惜，后来该地磅因糖厂改制为民营企业后撤销），充分地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又如，福吉村龙吉屯进屯山岰、紫塘村塘岜屯的排龙桥、长安村部分蔗区道路等，都是列入糖厂机蔗区后糖厂援助物资修建的。由于措施切合实际，榜圩、凤梧的甘蔗生产得到迅速发展，原来没有种过甘蔗的空白村屯也开始种甘蔗了，还为黎明、同老等边远乡镇发展种蔗发挥示范带动作用。事实证明，这几个新发展起来的机蔗区，后来成为替代糖厂老蔗区甘蔗生产的重要蔗区来源。
敢于直面问题的两篇调研报告
我先后跟老陆合作搞调研写共出了十多篇的调查报告和论文，在调研过程中我们敢于直面问题，做到问题有出处，数据有分析，其中有几篇是有一定的成果，并得到领导的肯定。记忆最深的是有两篇调研报告在读者中反响不一。
一篇是《关于平果县局部地区发生水稻细菌性条斑病（简称细条病）的调查报告》（副标题）。水稻受细条病为害损失大，因当时还没有特效药防治，一旦发病就有失收的可能，而且病菌传播快，是严格检疫对象。一经确认为病疫（源）区，那水稻产品就禁止外流，特别是稻谷和稻种要封杀，还要求发生地及时查清菌源，销毁病株，防止蔓延，并上报上一级备案。而种子是菌源传播的主要载体，也有因天气变化传播或诱发当地自然发生的可能，但自发病例极少出现。而我们所调查的稻田，有部分农户种植的杂交水稻出现该病病株、分化，证明种子不纯，植株高矮不一，也就是说种子检疫不严导致带病发生。
说实在的，当时我刚参加工作不久，书生意气未脱，也没有想那么多，更不用说想得周到了，又有老陆的鼓励，见什么材料就写什么题材。我们在作这次调查之前所列的调查提纲初衷是就事论事，不挑毛病，只剖析问题，以引起有关方面的重视。然而，从调查材料的取证中发现，结合分析，我们初步判断菌源可能是新近引进的种子批次带进来的，这就涉及到分清责任的问题了，也就是引起争议的根原。因而，在形成文字的过程中，写着写着无意中变成了问题调查来写，也就捅到某些部门的痛处。
为实事求是地调查分析问题，我们走访全县二十多户农户，深入田间采样取证，收集第一手材料，做到不夸大也不隐藏问题，认真细致地调查每一个环节的关键因素，力求证据充分确凿。或许在调查时我们已有一点什么预感了吧，所以在收集证据时做得很细致。证据无外乎是图片和样本。可当时摄相器材还是高档消费品，晒图成本高，是我们普通消费者所玩不起的，因而，我们只能把每一个抽样点所采集的病株选出部分制成标本留存，无意中变成了日后复核的主要依据。
开始动笔写作时，我们拟了好几条标题，总感觉不怎么的满意。都说题好一半文。琢磨来琢磨去，最后确定起用辛弃疾的《菩萨蛮》“青山遮不住”这句诗来作主标题，自认为题目看起来简明、醒目，又能反映调查材料的真实内容。材料上报之后，我们满怀期待，以为得到领导对该病害的检疫防控引起重视，熟料，却掀起了不小的波澜。因为当时规定引种作物由农业局技术总把关，县领导负总责。本辖区有细条病监管不到位，领导的面子不好到哪里去了。
材料报送到县主要领导，一看那标题领导就引起反感，直接打电话质问老陆：你们写的这篇调查报告材料从哪里来？到底青山遮住了什么？老陆一直搪塞无语回答。问题开始发酵起来。报送领导之前文章已印发出去两三天了，阅读过的读者有的也说题目太刺眼了，有的说带针刺，甚至有的说太露骨；当然也不乏有人说写得好，捅到痛处了，替农民说出了心里话。见仁见智，不尽相同。
接着县委招集以科技局牵头包括政研室在内的有关部门领导开专题座谈讨论会，对事件进行分析评定。反应最快的是农业局俞芳明局长了，他声称平果稻区个别田块是发生了细条病，但不是引种引起的。会上各有关部门的领导都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和看法，一致认为当年本稻作区发生细条病是不争的事实，到底是外源传播还是当地发生说法不一，在调查报告中两方面我们都阐述到，但倾向于外源传播，也就是说在引进杂交稻种过程中管理上有漏洞，会上没有定性。最后大会综合各方的意见及按领导的旨意对事件消息作出“封禁”处理的决定，指令政策研究室要在两天内把所发给各部门的这篇材料统统收回封存。当时政研室发文是以文件的形式，文末标明发送部门、油印份数，而且都是蜡纸钢板刻写油印，不像现在打印这么方便，也没有硬盘存储下来，印完版面自然随之销毁。老陆自己发出去又亲自去收回。为了凑足份额，我那份也被收回，只留存有手写初稿。而定稿时，我习惯一边修改一边誊抄，所以油印稿与留底的手稿的内容是有所差别的。消息传开后有不少的熟人来跟我要看都没要到。里面还有个重大隐情，那就是我们报送材料的同时，已缩写成一篇通讯投给广西日报了，这点老陆插翅也难去追回了。再一个就是发了10多份给兄弟县交流，也难以如数收回。
不久，广西日报《内参》采用了这篇文章，这回问题更加闹大了。对内参材料，报社采用后一般只通知传达给作者知道而已，不给样刊，也不发稿费。重要的是，报社记者除了跟作者复核和到实地核查外，还要亲自向当地领导反馈核实情况。那天，我到老陆办公室去，他递《内参》采用稿件回复函给我看，只见他面容凝重，又不跟我说什么话。本来，往时不论《内参》或是报刊，凡是我们所写的稿件能被报刊采用的大家都很高兴，但那天老陆却显出心事重重的样子，我觉得有点不对劲，一种莫名其妙感袭上心头，又不好意思多问把问题挑明。刚走出县委办（当时政研室与之同属一个部门）的大门，一位秘书才跟我透露消息：原来，前一天记者到县委办找县主要领导核实情况后，县委韦宣仁书记叫老陆去当面说明我们所写的材料及证据来源，并且直接对老陆说，叫你们收回材料封存起来，你们却暗中又投给报社，这是什么意图？叫老陆当场把问题解释清楚，并向县委写一份书面检讨材料。
虽然我全程参与调查材料的收集整理，初稿也是我执笔拟写，老陆修改把关，署两个人的名字，但是，责任他一个人扛。在检讨材料中老陆把责任全部自己担待起来，没有把我拉扯进去，因为他很清楚，我的肩膀实在是太幼嫩了，根本承受不了如此大的压力。那时，我才亲亲切切地领会到“把所有问题都自己扛”这句歌词的深刻含义。对于我来说，调研写作并不是自己的本职工作，也没有人要求我一定要这样做，纯属个人业余爱好和兴趣。受到这个不小的打击后，我真的想金盆洗手，不再做这种自讨苦吃、又吃力不讨好的差事了。
至此，事情似乎平息下来了，可后来它对我的政治前途产生了不小的影响。不过，每当想起李白的“安能催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这一诗句时，一切都想开了，且觉得写一篇现实性的调研文章，反映农民的心声也是无妨的，心中也就释然了。
也许是本职工作的需要或是个人爱好，抑或其它原因，老陆依然故我，坚持做他的调研和写作文字材料，达到了着迷的程度，或者说是痴心不改。他还多次给我安慰，鼓励我振作精神，继续跟他合作写材料，又抄写“能受天磨真铁汉，不遭人妒是庸才”的诗句勉励我。他这种敬业精神令我感动，促使我鼓起勇气继续跟他合作。
汲取这次经验教训后，往后我们每写一篇材料老陆都是字斟句酌，反复推敲琢磨，生怕稍有不慎出现用词不当或论点偏差，避免无谓的节外生枝、旁逸斜出，牢记以正面报道、正面调研为“主旋律”，这也是文字工作者的立场，而且还要做到：讲问题遣词要委婉、点到为止，措辞要得当，避免过激言论，更不能添油加醋；写成绩用语要清晰，既不夸大其词，也不要低估，做到恰如其分。
另一篇是《当前蔗糖生产喜与忧》。1992/1993年榨季，由于糖厂经济效益滑坡，收购甘蔗不能及时兑现蔗款，向蔗农打“白条”，加上管理不善导致甘蔗砍运过程中出现吃拿卡要的坑农行为，群众利益受到了损害，许多农户都翻掉蔗根，糖厂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甘蔗生产出现滑坡的局面。县委指定由政策研究室牵头组织有关部门对全县蔗糖生产开展调查。我是调查组成员之一。接到这个通知后我是有所顾虑的，因为我是在糖厂工作，去调查这些负面的东西，触及到单位里的人际关系，都说低头不见抬头见，古语也说曲笔天诛，直笔人戮，这样的事情不好说也不好写，十分的不情愿。但组织的安排是不能推托的，老陆也给我说些鼓动的话，因而，我义无反顾、放下包袱轻装上阵。我被安排与老陆同在一个组深入蔗区，了解蔗农种蔗面临的问题和对甘蔗生产的要求建议等。
在调查过程中，蔗农反映最强烈的是在砍运蔗过程中吃、拿、卡、要的问题。蔗农纷纷向调查组反映，糖厂有的农务人员发一张（车）砍蔗证索要20-30元；有的司机拉一车甘蔗索要50-60元不等；有的甘蔗砍了五六天不能运进厂，损耗很多，群众意见大。最突出的是，有一位司机到海城瑶族地区拉一车甘蔗索要一百元钱（当时甘蔗价120元/吨）的案例，极大地挫伤了农民种蔗积极性。通过认真细致的调查，我们发现糖厂在砍、运、种、榨生产过程中存在不少的漏洞，管理不严、服务工作不到位等，导致坑农、吃农的现象发生。我们写出《当前蔗糖生产喜与忧》的报告报送县领导及有关部门，根据报告内容，县委县政府责成糖厂及时整改，加强内部管理，提高服务质量，切实保护蔗农的切身利益。对吃拿卡要的人员，凡调查清楚，证据确凿的必须给予处罚，返还所索取的钱物给蔗农，并当面向蔗农赔礼道歉，保证以后不准再出现坑农吃农的现象。糖厂一共处罚23位参与砍运蔗有坑农行为的司机和农务人员，是雇用工的辞退，是正式工的调换岗位，有效地遏制了坑农吃农的现象，从而大大地提高了蔗农对甘蔗生产这一甜蜜事业的信心，调动起蔗农的种蔗积极性。
在调查过程中，我们以客观的态度调查对象和取证，不夸大其词，不放过一个疑点，做到实事求是，结果所受处分的二十多人没有一个提出异议，最后还带那位收蔗农一百元的司机去给户主退钱和赔礼道歉。这篇调查报告全文刊登在当年的《百色通讯》（今百色工作）上，读者一致反响叫好，说我们为蔗农申张正义，为群众办了一件实事好事。其它临近兄弟厂见报道后，纷纷来平果蔗区考察取经，主要考察平果蔗区是如何采取可操作性强的制止坑农行为。
作者简介：
陆章流，笔名章彰，男，壮族，籍贯平果榜圩，大学文化，百色市作协会员。自由撰稿人。写过新闻通讯、调研报告、讲话稿、叙事散文、随笔、杂谈、农业科普及专业论文等类型文稿，散见于一些省市报刊和公众号，多年获得各级报刊（社）奖励。主要有《那年，五七中学搬出深山》《P县炭疽病风波》《〈零的突破〉——平果糖厂实现亿产值纪实》《父亲年年写春联》《远去的母校榜圩五七中学》等；在省部级科技期刊发表专业论文30多篇，代表作有《探析导致土壤污染直至农产品质量安全问题成因》。著有散文作品《山村记忆》《常有岁月可回头》、新闻报道集《业余，我坚持报道平果数十年》、专业著述《农业农村高质量发展初探》等。
【文/陆章流，本文为作者向红歌会网原创投稿。】
相关文章
头条焦点
精彩导读
关注我们
【查看完整讨论话题】 | 【用户登录】 | 【用户注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