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初，历史剧《太平年》掀起收视热潮。这部以五代十国末期吴越国为背景的作品，不仅还原了钱弘俶“纳土归宋”的和平抉择，更将观众的目光引向其先祖——开国君主钱镠与权臣胡进思所构建的治理范式。令人深思的是，这两位出身寒微、曾贩私盐、屠牛为业的乱世人物，竟能在武夫当国、人命如草的黑暗时代，开创出一片“保境安民、百姓富实”的东南乐土。他们的成功，不仅源于政治远见，更深层地体现出中华文明中道家与墨家思想的隐性传承。
尽管五代时期儒释道三教合流为主流，墨家早已沉寂千年，但钱镠与胡进思的施政逻辑与处世哲学，却高度契合道家“无为而治、顺势守柔”与墨家“兼爱非攻、务实利民”的核心精神。这种融合，并非理论自觉，而是源于对民间疾苦的切身体察，以及对“苍生为念”的朴素坚守。
一、道家之智：顺势而为，守柔知止
钱镠面对中原王朝更迭如走马灯，始终奉行“善事中国，保境息民”之策。他不争虚名，甘居藩属，避免卷入梁晋争霸的血火漩涡。此正合《道德经》所言：“治大国若烹小鲜”“我无为而民自化”——少扰民，多休养，让社会自然恢复生机。
其水利建设亦体现道家生态观。修筑钱塘江海塘时，他摒弃硬抗潮汐的蛮力，采用“竹笼装石”法，因势利导，以柔克刚。此举暗合“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的宇宙法则，展现出对自然规律的敬畏与顺应。
胡进思晚年更显道家智慧。93岁高龄时，他主动辞去相位，归隐奉化篷岛，坦言：“人老不退，恐贻家族之祸。”此乃“功成身退，天之道”的生动实践。他虽手握废立君主之权，却从未僭越称帝，临终仍忧国成疾，疽发背卒——恰如《道德经》所颂：“外其身而身存，后其身而身先。”
二、墨家之仁：兼爱非攻，尚贤节用
墨家虽在汉后式微，其精神却在吴越治理中悄然复活。
“非攻” 是吴越外交的底色。终五代之世，吴越从未主动侵略邻国。即便实力强于闽、南唐，也仅在平叛或应援时出兵。钱镠临终遗训：“子孙善事中国，勿以私忿兴兵”，正是对“非攻”理念的制度化传承。
“兼爱” 则体现在民生优先的政策上。钱镠大修海塘、疏浚西湖、减免赋税，使两浙成为“乱世桃源”。史载“吴越富庶，甲于东南”，百姓安居乐业，正是墨子“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的地方实践。
“尚贤” 打破门第桎梏。胡进思本为屠牛之徒，因才被钱镠擢升至功臣堂第二；戴恽等寒门将领亦得重用。此正合《墨子·尚贤》所倡：“官无常贵，民无终贱，有能则举之。”
“节用” 更是君臣共守之德。钱镠寝设“警枕”、案置“粉盘”，自省勤政；宫中禁奢靡，衣食皆思来处不易。胡进思掌权数十载，未闻贪腐，晚年归田教子，朴素如初。
三、道墨融合：乱世中的实用主义智慧
钱镠与胡进思并非思想家，却在实践中走出一条在尊重传统政治结构的基础上“外道内墨”的治理路径：
对外：以道家之柔，避中原锋芒，顺时势而存国；
对内：以墨家之实，重民生、举贤才、崇节俭；
对己：以道家之退，知进止、重养生、淡名利。
这种务实智慧，使吴越在五代十国53年乱世中独享太平，人口稠密、经济繁荣，为宋代江南崛起奠定基石。正如那句传颂千年的“陌上花开，可缓缓归矣”——既有道家的从容淡泊，亦含墨家对百姓安宁的深切关怀。
四、历史回响：千年望族的精神基因
后世对钱氏的评价，印证了其道墨精神的深远影响。欧阳修赞钱镠：“知兵而不喜战，抚民以仁，可谓贤矣。”奉化灵昌庙碑文称胡进思：“勤耕教读，和爱乡邦。”而《钱氏家训》中“利在一身勿谋也，利在天下者必谋之”一句，更是墨家“利天下”思想的直接回响。
正因如此，钱氏家族历经千年而不衰，涌现出钱学森、钱三强、钱伟长等大家。北宋《百家姓》将“钱”列于第二，仅次于皇姓“赵”，正是对其“和平归宋、保全苍生”功绩的历史铭记。
结语：黑暗时代的希望之光
五代十国是中国历史上最分裂、最残暴的时期之一。然而，在东南一隅，一群曾身处社会底层的人，却以对人民疾苦的深刻体认，构建出一种超越时代的治理伦理。他们不争天下，却赢得民心；不慕权位，却成就伟业。
钱镠与胡进思的故事提醒我们：真正的政治智慧，不在权谋机变，而在能否以百姓之利为利，以天下之安为安。
道家之柔与墨家之仁，看似古老，却在每一次乱世中闪耀出救赎之光——这或许正是中华文明绵延不绝的底层密码。
【文/常乐，作者原创投稿，授权红歌会网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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