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延安，黄炎培老先生曾向毛主席提出如何跳出历史周期律，实现长期执政的问题。毛主席胸有成竹地说：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这便是历史上著名的“窑中对”，被后人引用为关于政权建设的经典之谈。但是，现在只要有人提起这句话，既得利益者马上就拼命摇头，大喊要依法治国。表面上看，这是在讨论法治理论与治理方式;实质上，这往往是一些人内心畏惧群众监督、企图偷换概念，用这种人为对立的情绪抵制权力约束。所以，揭露这种“对立论”背后的真实动机，对于捍卫社会主义法治的人民性至关重要。
一、监督照亮“暗角”：为什么特权惧怕阳光
那些制造对立者常将群众监督描绘为“干扰专业”“影响效率”，其潜台词实则是拒绝权力运行透明化。从“特权停车”长期得不到纠正，到一些地方“暗箱操作”式拆迁屡禁不止，这些现象背后，往往存在既得利益者对监督力量的排斥。群众监督如同探照灯，一旦开启，权力的灰色地带、法律的执行偏差便无处藏身。某些人之所以将民主监督与法治对立，恰是因为他们希望法律保留“选择性执行”的空间，对群众严苛执行，对自身或特定群体则网开一面。如果他们没做亏心事，何必如此费心呢?
二、法律沦为“私器”：抵制监督的本质是维护特权
当法律脱离群众监督，便可能从“公共准则”异化为“私人工具”。个别案例显示，在一些政商勾连的腐败案件中，相关者正是通过将法律程序“技术化”“内部化”，排斥外部监督，从而将法律变为谋取私利的护身符。他们高喊“依法办事”，实则将法律条文扭曲为抵御监督的挡箭牌。这种“法律工具主义”的实质，是企图建立一个对外严格、对内宽松的双重标准体系，而群众监督正是打破这种双重标准的关键力量。身正不怕影子斜，对这种监督，他们压根就没有这个胆量。
三、“专业主义”面纱下的反监督策略
制造对立者常构筑“专业壁垒”，以“群众不懂法”“监督不专业”为由，将民主监督边缘化。例如，在一些公共政策制定过程中，虽然设置了“征求意见”环节，却将群众反馈贴上“非理性”“情绪化”标签而轻易搁置;在部分司法案件中，以“尊重司法独立”为由，实质排斥社会监督。这种策略的本质是以技术复杂性包装权力的封闭性，将人民群众排斥在治理过程之外。历史上的经验告诉我们，失去民主监督的专业主义，极易蜕变为精英专断。从今天某些人的所作所为来看，这些人为制造对立者，多半心中有鬼，不敢见光。
四、害怕“被看见”：封闭运作的心理与利益根源
从心理层面看，长期习惯于封闭决策、暗箱操作者，对公开透明有一种天然的不适应甚至恐惧。群众监督意味着权力行使者必须对自己的每一句话、每一个决定负责，随时准备接受质询和检验。这种“被看见”的压力，让习惯了“一言堂”的个别人感到不安。从利益层面分析，监督缺位往往与特权利益共生。无论是资源配置中的倾斜，还是执法司法中的偏袒，都需要在监督弱化的环境中才能存续。因此，抵制群众监督，在某种程度上就是维护不正当的利益格局。
五、破除“对立”迷思：在监督中夯实法治根基
真正的社会主义法治，从不畏惧人民监督。相反，监督的广度与深度，恰恰衡量着法治的成色与硬度。从《民法典》编纂广泛吸纳民意，到“阳光司法”公开庭审过程，这些成功实践证明：群众监督不仅不会削弱法律权威，反而能增强法治的公信力和执行力。那些将两者对立者，恰恰是试图以“法治”之名行“人治”之实，将法律塑造成脱离人民意志的僵硬条文。
历史告诉我们，监督不可缺位，法治必须扎根人民。“窑中对”的精神内核历久弥新：唯有让人民监督权力，权力才不敢懈怠;唯有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法治才不会沦为空洞的口号。那些刻意制造民主监督与依法治国对立的人，暴露的正是对社会主义法治本质的不理解或不认同，其深层动机往往是维护既得利益、逃避责任约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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