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阵子武汉大学原校长刘道玉去世了，这多天以来，从网上和手机上，我看到不少人在仍纪念他，有享有盛名的学者，有投机钻营的混混，也有官场学界两头通吃的贪官，还有名不见经传的小萝卜头。在我看来，这些人的悼念大多是和前几年华中师范大学原校长章开沅去世时一样，都是为了“蹭”，借悼念这种行为和圈子祖师爷蹭点关系。一般是写文章回忆自己和祖师爷之间的学术交往，祖师爷怎么关心自己，怎么提拔自己，怎么为自己站台。有的根本够不上这个层级的人也会发点朋友圈，晒一下若干年前祖师爷给自己题的字或者某次合影（多是某次学术会议上主动舔上去和人家照的，人家现在早忘了这人了）。有的青椒什么经历也没有，就干脆人云亦云地转发发纪念文章。通过这些“蹭”，各人都显示自己有这个圈子的入场券。和祖师爷关系越深的人，在圈子里地位越高。祖师爷的葬礼自然一定得参加，葬礼也是圈子成员的一次聚会，里面体现出每个人的不同座次。一些和祖师爷关系一般的混混此时也借机表现一下，争取一点靠前的座次。那些初入江湖的青椒，此时也借机要露个脸，给各路大佬留个好印象，为未来的上升铺路。所以，这些个祖师爷的葬礼和各种纪念文章，其中虽然不乏有人确有真情实感，但从其社会功能来看，就是名利场的一个盛大演出。也可视为一场宗教仪式，通过这个仪式进一步向外界展示体系的内部结构和达到凝聚组织的目的。
许多人为刘道玉在80年代正锐意改革之时突然被免愤愤不平，特别是津津乐道谈论他敢得罪领导的书生风骨，被得罪者包括两个湖北封疆大吏（郭振乾、关广富）和一个教育部长（何东昌）。也许这些祖师爷们和后来的那些官僚、学阀相比，更有真才实学一些，在处理具体事情上更加开明民主一些，平时表现得更有文人风骨一些，私生活正派一些。但这是否就意味着他们一定是个进步人物呢？武大的无数学阀和官阀，在改开初都是青年学生，就是在刘道玉在任时期进入武大深造，慢慢成长的。其余大学的许多学阀、官阀，也都是通过成为各派祖师爷的弟子成长起来的。今天大学里有一个特点就是，大骂“行政化”和高呼“反官僚”的人往往本人就是大学阀和混子，这些人又总是高举刘道玉等祖师爷的牌位，他们的“反官僚”不过是学阀和官阀之间的利益斗争。
声称今天武大和全国大学的种种弊端是因为否定了刘道玉的改革措施造成的，这就更无厘头了。只要看看他的生平介绍，就发现他的改革举措主要是参与恢复高考，推行学分制、导师制、双学位制等。稍稍尊重一点现实，都得承认，这些措施后来不一直在所有大学里推行吗？啥时候废除了？就算是他当年对某些具体事情的所谓富有勇气的做法，今天也已经不算啥了。比如他敢于放杨小凯出国攻读博士那件事，这在当年确是要有点魄力，但如今这一套做法早已沿袭下来成为了常态，谁要想出国读书，又有谁能留住？所以他的那套措施其实早已制度化一直沿袭到了今天，就像秦虽杀商鞅，却仍用商君之法。以后秦国的强盛与败亡，都离不开商君之法，不可说秦朝走向暴政是因为杀了商君所致。当代中国大学取得的各种成绩，离不开刘道玉那代人改革奠定的制度，各种越来越深入骨髓的顽疾，恐怕也早在他们所制订的制度中就埋下了。
先说恢复高考，这个政策的功过暂且不提，但它至少不具备新的历史意义，只是重新恢复了封建时代的“读书中举”“金榜题名”的旧习惯，新中国前30年来努力形成的尊重劳动人民，“知识与劳动相结合”的新文化被高考完全打破了。在这个教育改革下，等级社会重新形成，获得较高学历文凭的人在大众意识里就高人一等。近几十年来，各地每年高考时都大肆宣传“高考状元”，有的地方还让状元们穿上了古代状元服、骑着高头大马，环城游行一圈，这种复辟封建士大夫旧意识形态的性质可谓是昭然分明。批评文革时期推荐工农兵上大学的人大多有意无意回避了一个重要事实：当年实行的是“社来社去，厂来厂去”，即被推荐上大学的人毕业后仍然要回原来的公社和工厂，不可能因为当了大学生就脱离劳动人民变得高人一等。在这种推荐制度下，大学就变成了一个纯粹让工人农民学习知识文化的地方，而不是自古以来“跳龙门”的阶梯。恰恰是追求所谓公平考试的高考制度，将读书学习变回了“跳龙门”性质，学校又变回了“敲门砖”。
许多人说他的改革建立了学生主体性，回忆他在任期学生的社团活动多么丰富，学生选课多么自由，学术讨论多么热烈，借以表达对80年代自由风气的怀念。这当然也算亮点，但是大学生生活的丰富、自由选课在如今也一直在延续，而且它并不意味着学生的主体性建立，因为这些自由仍然是学校领导和教授们给予的。我理解的所谓高校学生主体性，乃是指学生能够参与制订学校政策，监督教授和导师的学术及教学活动，而不是仅仅具有一些被给予的活动自由。在刘道玉任职期间，根本没有进行这种改革，相反，建立导师负责制和实现教授治校，才是他的改革主要方向。在学分制下，打多少分不还是操纵在教师手上吗？导师制更是将学生的生杀予夺操纵在了导师之手，直接建立起了一种旧社会的师徒关系，以后又还具有了资本家和工人的性质。一些人只看到校园生活表面丰富了，学生不需要上政治课和下乡劳动了，学术研究好像也变得热烈了，然而在丰富生活的表象下建立了教授对高校的统治地位才是真相。就像改革开放以后，国企里工人似乎工资涨了，奖金也有了，大伙儿娱乐生活也丰富了，可就在这看似生活水平越来越高的表象下，工人阶级对于国企的领导权一步步丧失了，少数领导层对于国企的所有权却悄然建立了起来。高校也是如此，在“尊重知识”的信仰下，校园里建立起了对于专家教授的盲目崇拜；学生们在这热烈的学术活动中，却被建立起了对于教授的依附关系。学阀这一群体，正是在刘道玉、章开沅这些祖师爷们对于山头的苦心经营中被制造出来的。学阀横行和学术腐败，正是这种改革延续的结果。
其实在前30年里，一直在进行“教育革命”的实践，里面包含了大量建立学生主体性的思想和实践。毛主席在50年代就提出学制要缩短，学生要走出课堂参加社会活动和生产劳动，支持学生在考试时交头接耳和看书，指出学校的校长和教师是为学生服务的，而不是相反。要求教师把讲稿发给学生，和学生一起研究问题。早在文革前，各地就展开了教育革命的实践。大跃进运动中，让师生走出课堂，到农村和工厂，在生产劳动中进行科学研究。主张全面发展，因材施教，反对天才教育、精英教育。有些学校进行了学生参与编写教材的尝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改革旧的教育制度，改革旧的教学方针和方法，这期间毛主席提出“教育要革命，学制要缩短，资产阶级学阀统治我们高校的局面再不能持续下去了”。在这个方针指导下，高考被废除，学生可以批斗学阀，哪怕是他的导师。这就是要依托无产阶级政治，建立学生主体性，打破资产阶级学阀垄断学术界的局面。这些都比刘道玉等改开教育家们的改革要彻底得多。
但是前30年的这些建立学生主体性的思想和实践都是以学生和劳动人民相联系为前提的，如果脱离这个根本前提，单纯搞学生主体性，学生就会变成一群新的脱离劳动人民的资产阶级学阀、官僚，这等于是资产阶级精英教育的变相复辟。有不少当年批斗过学阀的青年学生在改开后变成新的学阀、权贵，就是这个缘故。因此毛主席的年代，始终号召学生不能脱离生产劳动和政治运动。而刘道玉等人在80年代的改革，是试图在对毛主席路线的否定基础上来建立学生主体性，无论看着多么民主开明，都是为了让教育重新回归资产阶级的精英教育，最后的结果就是等级制度的死灰复燃、教育学术的商品化、教育成为普通人承受不起的一座大山。
许多人说刘道玉引进了大量杰出人才，结果举例者大多举杨小凯、易中天、方方、野夫。若是单论才华，杨小凯是国际知名经济学家，也就罢了。其余3个要称为“杰出”是否太夸张了？尤其是易中天这个流量，对于他的学术成果，我就只能想到《易中天品三国》和在百家讲坛耍嘴皮子。查他简历，还有“2007年担任实景演出《禅宗少林·音乐大典》禅学顾问，同年以《帝国的终结》获《中国作家富豪榜》第三名。”这不就是个学术混子加文化商人吗？其实这四人有一个共同的政治倾向：极其不屑前30年和中共革命。可见刘校长招人和称他们为“杰出人才”的人是有自己的特殊标准的。
再看看刘校长为了留下这个易中天这个人才是怎样努力的吧，这是来自网上的一篇回忆文章：
“易中天曾在新疆任教13年，研究生考试恢复后，他报考了武大中文系的研究生，师从胡国瑞先生。易中天属于代培生，按照规定必须回生源地新疆工作，胡国瑞舍不得人才，于是找刘道玉请求帮助：‘他是我一生培养的唯一的文艺美学研究生，我现在是古稀之年，后继乏人，需要学校把他留下来。’刘道玉十分尊重胡国瑞的意见，为了留下易中天，向新疆额外增加了5个本科毕业生的分配名额。这样的交换，现在说起来似乎轻描淡写，但在20世纪80年代还是难度很大的，这也得益于刘道玉曾经在教育部任职，上下的关系较为熟悉。”
这段回忆具有丰富的信息，有点社会经历的人在这篇说得冠冕堂皇的文字下都能看出门道来。里面透露出好几个事实，一是改革开放之初，祖师爷们正值山头草创之际，门徒稀少，需要招兵买马，因此他们能打破常规从底层招揽学生。这根本不是因为他们多么品德高尚，而是形势使然，就如文中胡国瑞说的“古稀之年，后继乏人”。若是在今天这个各路山头都已声势浩大的时代，他们也会和当今学阀们一样看出身看背景。[1]二是当时学生要想跻身学界，已经必须要会搞关系投靠学阀，成为他们的亲儿子。于是易中天这种“会来事儿”的人，首先得到了导师的赏识，导师又找到了曾在教育部任职具有强大人脉的刘校长，从而改变了命运。不过，好像没听说易中天后来在文艺美学方面有啥建树。三是“敬爱”的刘校长为了留下这个所谓杰出人才，动用手中大权，向新疆额外增加了5个本科毕业生的分配名额。我们知道，当年毕业生工作都是计划分配的，多出5个名额就是将5个学生强制分配到了新疆。也就是说为了留下易中天这个流量明星，多派了5个本不需要去新疆的毕业生到那里。当易中天在感激涕零回忆刘校长改变他命运时，我不知道那5个被派去新疆的毕业生后来命运如何。在刘校长、胡国瑞、易中天等人的文字里，应该是不会考虑这个问题的，他们的记忆里，只有他们圈子里的所谓精英，圈子外的普通师生不在考虑范围之内。这段文字属于一篇不打自招的回忆，透露出改革开放之初祖师爷们为建立山头不惜动用手中权力和人脉私相授受利益交换的隐秘事实。这种事情在如今的学术界，早已成为了心照不宣的玩法，学阀们一个比一个玩得溜。所以，许多人激烈抨击如今高校学阀遍地、学术腐败的乱象时，往往声情并茂地怀念早期的祖师爷，我一直持蛋疼的苦笑。风气之坏，始于改开初的祖师爷，学界之殇，始于文革结束。我也有理由认为，那些总是深情怀念祖师爷的学者们，大多是当初像易中天一样受到过额外照顾的幸运儿。
刘道玉等人一边积极致力于恢复高考，声称要公平地选拔人才；另一边又大搞导师制，学生能否读研读博，能否毕业，全由导师说了算，哪怕像易中天这种没考上大学的也能在这种操作下成为“杰出人才”。刘道玉这伙“大师”们搞的所谓“教育改革”到底是个什么鬼呢？这是所谓推动学术进步或建立学生主体性吗？我可以合理推测这种改革的深层逻辑是：先用高考摧毁前30年建立的人人平等、尊重劳动人民的思想意识，将学校又变回到重建等级制度的阵地，引来“千军万马跳龙门”；然后又用导师制度和教授治校，让学阀们把持教育界的统治权，掌握选拔标准，学生要想“跳龙门”都必须成为他们的附庸，祖师爷和学阀们成为江湖老大。只要加入了他们的山头，混混也可成为教授、院士。说文革压制了他们，也无非是压制了这些学阀使用资源和人脉当江湖老大的自由。祖师爷们的改革，恢复了这种自由，因此成了圈子里的“圣人”。庄子曰，圣人生而大盗起；我以为，教育改革家刘道玉兴而“首席科学家--郭伟”盛。
[1]这几天刷手机看到有网友扒出了易中天的背景，原来他老爹是原中南财经学院著名教授易庭源，百度百科上的简介说他是“一代宗师”。这事情就很清楚了，易中天当年没考上大学，凭着他父亲关系直接去读了胡国瑞的研究生。毕业后又通过其父和导师的关系，找刘道玉活动，牺牲5个毕业生，留在了武大。看来我以为易中天出身圈外平民，祖师爷早期没看出身门第，还是天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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