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不久，B站有位取名为“麦片是只小金毛”的up主发布了题为《为什么中国不是修正主义》的视频文章，犹如一石激起千层浪，一下子播放量突破两百万，引起了热烈的讨论，其中不乏尖锐的观点交锋——也就是争论。
说到“争论”，人们很容易联想到邓在南方谈话中的那段经典论述：“不搞争论，是我的一个发明。不争论，是为了争取时间干。一争论就复杂了，把时间都争掉了，什么也干不成。不争论，大胆地试，大胆地闯。”
因为有那段讲话，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不争论”，成为中国理论界和舆论导向上的一条基本的原则和指导方针。像“小金毛”提出的这种议题，不可能允许广泛的讨论，甚至于该议题本身也无法露面。
然而，随着改革开放实践的不断深入，不少现实的矛盾逼迫着人们，也包括领导层，不得不对其加以正视。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对现实问题采取回避的态度不仅不能解决问题，反而可能使问题越积越多，以致于积重难返。
在这种情况下，理论界开始出现另一种声音。
自从进入新时代，在北京日报、中国共产党新闻网等官媒上，接连刊出关于如何看待“不争论”还是“要争论”的文章，认为将“不争论”绝对化，声称“只管改革开放，一切不用争论”的观点，是对邓小平关于“不争论”的讲话精神的误解或曲解，并且强调：把这个问题“简单化、绝对化、扩大化都是错误的”。
回头看看邓小平那段时期不同场合的讲话，确实没有把“不争论”绝对化。比如，在对真理标准的讨论刚刚开始的时候，面对反对讨论的意见，他就态度鲜明地支持展开争论，说“进行这个争论很有必要”，“这场争论的意义太大了”。（参见：《邓小平文选》第2卷）
邓小平讲“不争论”，是针对一个特定情况，就是改革开放刚刚起步，对于应该怎么搞，大家都没有经验，“没有几个人说得清楚”。既然“说不清楚就不要去争论”，否则“就是浪费时间”，“空谈误国，实干兴邦呀！”
也就是说，只有经过实践，才能检验对错，才能“说得清楚”。这就是邓小平既坚持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上通过争论统一全党思想，又在改革开放的具体举措上反对陷于“说不清楚”的争论，采取“允许试，允许看”的方针的道理。
怎么检验呢？邓小平给出了判断的基本标准，那就是：“是否有利于发展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生活水平。”而评判的主体是人民，最终要看：“人民拥护不拥护、人民赞成不赞成、人民高兴不高兴、人民答应不答应”。针对人们普遍关注的两个问题，他特别地给出反面的标准（参见：《邓小平文选》第3卷）：
第一，“社会主义的目的就是要全国人民共同富裕，不是两极分化。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我们就失败了；如果产生了什么新的资产阶级，那我们就真是走了邪路了。”
第二，“经济建设这一手我们搞得相当有成绩，形势喜人，这是我们国家的成功。但风气如果坏下去，经济搞成功又有什么意义？会在另一方面变质，反过来影响整个经济变质，发展下去会形成贪污、盗窃、贿赂横行的世界。”
如今，从十一届三中全会算起，已经有了47年的实践，是到了认真总结经验和教训的时候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当年围绕这一条展开的争论，为改革开放开辟了道路；今天审视改革开放各项措施的得失成败，同样要以此作为根本依据。人民群众是社会实践和检验真理的主体，只有广开言路，让人民群众充分表达基于自己在这个社会实践中切身体验的看法，展开广泛的讨论，才可能真正凝聚共识，找到能使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感到“拥护，赞成，高兴，答应”的继续前进之路。这也许就是“小金毛”的政论文章应运而生且围绕该文章的讨论能够得以展开的时代背景。
然而，这篇政论性的文章竟然能够引起如此大的反响，还是让人感到有些意外。虽然在街头巷尾时而能听到关于国际和国内大事的议论，但似乎人们更关心的只是个人生活圈子里的事情。在社会上普遍弥漫着 “内卷”和“躺平”的气氛下，谁能想到，人们对“什么是修正主义”这类“宏大叙事”会如此关注。既然讨论到“什么是修正主义”，自然也就会讨论到“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资本主义”之类的重大理论问题。人们关注这类问题，意味着人们已经意识到个人的前途与国家整体的走向密不可分。这种突破个人利益的狭隘视野转而关心国家大事的舆论动向，是不是一种政治觉醒的反映呢？
曾经有一个在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任副所长的姓周的教授说：“马克思经济学，以劳动、剩余价值、剥削为核心。大学将这种理论当作经济学的主流课程，学了这种革命的理论，将近一千万失业大学生，当他们遇到就业的不公，看到失业后工作无生活收入，他们会不会拿着《资本论》到农民工工棚中去，号召反对剥削，导致社会的不稳定呢？”由此，他“向中央和教育部建议”在大中专学生的课程中取消革命理论的学习，声称这些课程“将是极大的社会动乱的不稳定因素”。
很明显，这个教授的意思就是要使广大的劳动者和青年一代永远陷于浑浑噩噩的政治迷糊状态，只关心个体的利益而苦于在劳动者的内卷中挣扎，忘记了改变整体劳动者命运的必经之途，放弃了自己作为一个公民参与国家治理的政治权利。这个教授，虽然披着共产党的红色外衣，实际上却是代表着一小撮既得利益群体的利益，用一种新的愚民政策来维持他们特权地位的“稳定”。这种愚民政策说白了就是旧社会历代统治阶级都竭力营造的社会风气——莫谈国事。
与此根本对立的，是我们的教员所一贯主张的——让人民说话。他主张“百家争鸣”，简单来说，就是“放”。他说：
——放，就是放手让大家讲意见，使人们敢于说话，敢于批评，敢于争论。
教员以极大的热忱欢迎人民群众所创造的“四大”——“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因为他认为这为群众参与国家管理发表意见提供了一个“很适合的形式”，“这种形式充分发挥了社会主义民主。这种民主，只有社会主义国家才能有，资本主义国家不可能有。”
教员当然知道，这种形式，“无产阶级可以用，资产阶级也可以用”，但是他坚信：“归根结底，对无产阶级有利”。为什么？第一，“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真理，不怕批评，它是批评不倒的。”而且，“马克思主义必须在斗争中才能发展，不但过去是这样，现在是这样，将来也必然还是这样。正确的东西总是在同错误的东西作斗争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第二，“要相信群众的大多数，相信人民中间的大多数是好人。工人的大多数是好人，农民的大多数是好人。”“应当相信多数，这里所谓多数，是不是百分之五十一呢？不是的，是百分之九十到百分之九十八。”
教员的这些论点，有一个重要的前提，那就是：舆论的主导权掌握在广大劳动群众手里。这在教员那个时代是理所当然的。
但是，在教员逝世后的一段时期内，情况就不是这样。舆论的主导权不在人民群众手里，舆论阵地被违背社会主义原则的价值观所占据。有一阵子发展到这样一种程度，宣扬资本主义，诋毁社会主义，诋毁新中国建国史的刊物在各地涌现，达几百个之多。这种情况引起邓小平的警觉，他质问：“有些秘密刊物印得那么漂亮，哪儿来的纸？哪个印刷厂印的？他们那些人总没有印刷厂吧。印这些东西的印刷厂里边有没有共产党员？支持那些人活动的有一些就是共产党员，甚至于还是不小的干部。”（参见：《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他针对有的官媒公然附和社会上“一切向钱看”的论调，发出严厉批评：“这些错误的观点大都写成文章公然在报刊上发表，有些一直没有得到澄清。可见理论界的一部分同志思想混乱到什么程度。”（参见：邓小平在十二届二中全会上讲话）
在这种气氛下，广大劳动者根本无法发声。在国有企业改制过程中发生大量国有资产流失和大批产业工人被迫下岗的情况，下岗工人达数千万人之多，其中许多家庭处于极端困苦的处境，可是在舆论场上却几乎听不到他们的声音，以致于他们的正当诉求和合理要求都无人搭理。
今天，情况有了很大的变化。互联网的普及促进了信息传播的大众化，打破了少数“精英”对舆论场的垄断，为真正实现“四大”提供了必需的物质条件。一个普通的百姓，动动手机，就能够将自己的声音传送给社会各界，并迅速得到信息反馈。由此形成公众意见的广泛交流，促进了民众自我意识和民主意识的觉醒。于是，一个“百家争鸣”的局面出现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了。
毫无疑问，争论是不可避免的。然而，正如伟人所说，真理越辩越明；最终必有利于大多数人。正是在争论中，一个又一个谣言被彻底粉碎；也正是在争论中，一个又一个“公知”被剥去伪装，打回原形。争论促使人们去思考，也促使人们去学习。过去是写在教科书上的道理，现在被人们拿来与现实的社会现象进行对照和检验，其中的真理会成为人们看透社会现象的思想武器，其中的虚假说辞则被无情抛弃。
让这样的争论成为人民群众自己教育自己的大课堂吧！
【文/林之辛，作者原创投稿，授权红歌会网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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