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编者按】这是一篇高中生的来稿，我个人觉得写得很好，推荐给朋友们阅读。
因本市疫情从而促使学校“一刀切”使所有学生转入线下教学，加上形式主义的防控复学措施（某区全区请零后学校复学，但学生来自全市各区甚至是冯险区），激化了尚未复学地区的家长（主要是在当地有房产的城市职工）与教育系统官僚之间的矛盾。在既拨打“市长热线”、向有关部门投诉和联名上访后，已经传出有家长筹备上法院起诉市教育局的消息，不禁令人咋舌。
作为有房产的城市职工，这些家长收入尚可，小有资材，属于有些闲钱的中产群体。这个群体对学生复学一事如此关心，并非是希望子女健康成长，而是希望维护自身及后代阶级地位不发生向下滑落的“事故”。须知阶级地位的传承，绝非是老子给儿子一笔钱和几套房便万事大吉，使后代继承前代的关系网络才是更为重要的事情。
比如跟小张父亲一起喝酒的叔叔是市交警大队的队长，和小张妈妈一起逛街的阿姨是街道办事处的主任。那么在继承了这张关系网后，小张在未来工作生活中一定会因此享受很多的便利。而想要继承这样关系网的前提，是小张本人也需要有相应的社会地位作为基础，大家相互盘算、相互利用。要不然小张要是日后成为了一名光荣的打工人，整天在工地上搬砖，那么即使他的父母再有这些关系，小张也用不上啊。
在当下的资本主义社会中“唯学位主义”之风盛行，学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学生未来的工作和社会地位，决定了他是否有资格继承自己的中产父母为自己创建的关系网络，从而继承自己中产母的阶级地位。
而这正是问题的关键。由于疫情导致的学校封校、教学转入线下，这会极大耽误学生、尤其是高三学生的高考备考进程，直接从源头直接冲击了这条阶级地位传承的逻辑链。中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父母出于对后代阶级地位滑落的极端恐惧，再怎么做出激进的行为也不为过。
无产阶级父母由于反复无常的防孔政策而疲于奔命，无暇顾及此事；大资产阶级父母的子女早已超越了高考这条独木桥，走上了出国、艺考等“康庄大道”，自然不需要参与这灰头土脸的勾当。所以在整件事中摇旗呐喊最卖力的，正是那些不上不下的中产群体。
另一方面，教育体系官僚们在可能的疫情防控压力下“果断”选择了“壮士断腕”的应对方法，明智地将自己所承担的风险最小化。这实际上是很好理解的：毕竟完成不了今年上级制定的高考指标或许会对升迁有所影响，可要是学生在校期间发生了聚及性感染，那可就是要丢乌纱帽的大过啊！因此官僚们明面里对子女被封控在家急得抓耳挠腮的家长们苦口婆心地搪塞推延，说什么“我们也非常希望复学，奈何客观条件实在是不允许”，而暗地里又对有所行动的家长恶语胁迫（传出有家长筹备上法院起诉市教育局的消息后，接着又爆出一份有关工作人员和家长的通话录音，家长不断受到逼问“你们是不是在微信群里有活动？”不知是要以此作何处置）。实在是“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啊！至于“所在区县请零就可以全校复学”的走形式一样的复学规定，难道不恰恰证明了本市实际上的防孔政策是多么的形式主义吗？
就这样，在这封校的二十余天中，中产父母与教育系统官僚之间不断上演着你方唱罢我登场的滑稽剧，有来有往，好不热闹。那至于这一系列问题本来的主人公——学生们，他们的声音在哪里，对此的态度又是如何？
别逗了，学生们处在两座大山的夹缝中间，父母和官僚每一方都声称自己代表了学生的利益，可唯独学生们没办法自己代表自己。他们根本发不出自己的声音，更别指望能有什么独立的态度——
因为他们还承受着教育体系在这个特殊时期给自己的压力，为自己愈发不明朗的未来而感到担忧。特别是高三学生，正为着应对几十天后的高考而焦头烂额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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