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录下耳熟能详的声音

安娜·阿布拉莫夫娜·亨金娜是位资深录音师，在电台工作了40年。自1938年参加工作以来，她曾经多次为斯大林等前苏联领导人录制讲话。时过境迁，她对往事仍然记忆犹新……
【俄罗斯《共青团真理报》5月7日文章】题：“我曾是斯大林和朱可夫的录音师”（作者　安娜·阿布拉莫夫娜·亨金娜）
1941年6月22日，我正好在“录音之家”值夜班。凌晨，一群陌生人走了进来，他们查看仪器，还记下了在场工作人员的姓名。职业敏感告诉我，肯定发生了大事。果然，那天回家后，我听到了莫洛托夫关于战争爆发的讲话。
首次给斯大林录音是1942年初。当时，我正在乌拉尔地区参加备用电台的筹建工作。突然接到电报，要我携设备迅速赶回莫斯科执行特殊任务。当时使用的录音器材是30年代初发明的，比较笨重，很容易出毛病，但已经来不及对机器进行全面检查了。没有专用车辆，我们就搭乘一辆卡车赶去。到达后发现机器已经有螺钉松了，还掉了几个电子管。
录音开始。起初一切正常。谁知马上就出了意外。本应卷到带盘上的音带居然飞出来，掉到我身旁。为了录音不致中断，我急中生智，以臂为轴，像个纺织女工一样将录音带绕来绕去。旁边坐着两个不苟言笑的人，大家都知道他们是上面派来的。他们好奇地问我：“你为什么不让音带缠绕在带盘上，而是弄到自己身上？”我灵机一动：“我们做过试验，发现用这种办法录制领导人讲话，效果会更好。”
其实，我们与被录音者不在一间屋里。只有试听成品时，大家才能与之见面。不过，时间一长，领导人的声音已是耳熟能详。只要对方一张口，我马上就能猜出他是谁。那天，斯大林听过录音后颇为满意，他向我们点点头，说了声“谢谢”。由于任务完成出色，广播委员会特别召开大会，授予我们优秀广播工作者证章，并颁发了奖金。
除本国领导人外，我们也为各国演员、共产党领袖录过音。
大名鼎鼎的布琼尼元帅曾是我们的服务对象。他平易近人、性格温和。但他并不擅长讲话，时不时出点小错，还爱咳嗽。制作他的讲话相当费劲。因为我平时比较直言不讳，同事们便推举我向他提出重录的要求。他并未生气，而是点头微笑：“听你的，姑娘。咱们重新来过。”
从职业角度来说，斯大林讲话的录音合成是最为轻松的。他嗓音洪亮、语速适中、断句干脆，尽管没有讲稿，但总是有条不紊。这样的录音即使不经剪辑也能播放。每次录音完毕，他总要从头到尾听一遍，做到尽善尽美。
工作时，我身旁总有些与录音无关的人员。开始还有芒刺在背的感觉，后来也就习以为常了。除了丈夫，我没向任何人透露过自己的工作内容。
电台坐落在卡恰洛夫街上，紧挨贝利亚的别墅。我几乎每天都能看见他，他也经常陪斯大林来此录音。他的目光阴沉，令人不寒而栗。有个场面我至今仍然记忆犹新：一位步履蹒跚的妇人扛着一袋包装很差的白糖走过，忽然，贝利亚的车停在她身边。认出是贝利亚后，妇人惊恐不已，肩上的糖掉到地上。贝利亚的副官开始用不堪入耳的脏话骂她，贝利亚则冷冷地盯着她……
那一时期，每当听到开门关门声，我总是特别紧张，以为有人来逮捕我。我不是党员，犹太出身更令我胆战心惊。
1945年5月9日，我为斯大林录下了卫国战争胜利的讲话，这是我最后一次给他录音。他目光炯炯，声音气势恢宏，铿锵有力，与赫鲁晓夫时代披露的斯大林全然不同。
6月24日，我还为朱可夫元帅在列宁墓前的讲话录了音。至今我还收藏着当天红场阅兵的入场证。工作多年，我有不少此类证件，从克里姆林宫的通行证到重大会议的出席证，那简直就是国家历史的见证。
1974年，尽管同事与领导多次挽留，我还是决定退休。不过，1980年莫斯科奥运会期间，我又被请回台里帮忙。如此重大的活动，经验丰富的工作人员是不可或缺的。
岁月荏苒，录音室已成了我的第二个家。回忆往昔，我觉得自己非常幸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