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记者斯里兰卡遇险记（连载）

医生似乎对我的情况感到害怕。我要求一个医生给美国使馆打电话。但是军方一名外科医生坚持说，他们应该马上做手术。
“无论如何，你都将失去一只眼睛。我现在就可以做手术了，”他说。我不让他靠近我，但是他一会又出现了，摩拳擦掌，要求做手术。
电话最终打了。我要去科伦坡的请求似乎传到了职位比我想像得要高的官员那里。有一刻，我听到他们用英语对话。一名士兵说：“不，她不能接电话。你要留什么话？”
我听到他试图拼出史蒂夫·霍尔盖特的名字，他是美国使馆中深受欢迎的公共事务官员。我大喊：“给我电话！”想到有人将知道我在哪儿，我长长地松了一口气。
黎明时分，斯里兰卡军方某个高层官员发了善心。我被送上一架军用直升机，飞往科伦坡。在一家眼科医院人满为患的急诊室里，我被放到一副靠墙的担架上，旁边围着充满敌意的士兵。
意想不到的是，霍尔盖特不久后出现了，手里拿着一个记事板，简明扼要地对士兵说，他要把我交由美国使馆照看。这就像经典西部片中常有的那一幕，一个沉默的年轻人将一伙全副武装的危险的坏蛋制服了。我安全了。
我为什么要报道战争？在过去的一周中，我一直在问自己这个问题。这个问题很难回答。我并不打算成为一名战地记者。我一直认为，我所写的是身处绝境的人们，他们被推到无法容忍的境地。告诉人们战争中到底发生了什么———无论是公开的还是未公开的———非常重要。
几个世纪以来，战争没有发生什么变化。战争并不干净。它意味着有人将会死去，意味着残胳膊断腿，还有和泥土、岩石一块被炽热的金属片撕裂的肉体。战争充满了恐怖。它意味着失去亲人、伤心欲绝的母亲、父亲、儿子和女儿。它意味着遭受精神创伤的孩子。
我的工作是见证这一切。我从来不想知道为什么一架飞机刚才轰炸了一个村庄，也不想知道对着飞机开火的大炮口径是120毫米，还是155毫米。
战争还意味着宣传。交战双方都设法掩盖真相。来斯里兰卡的外国记者通过斯里兰卡政府发表的声明得知，叛乱地区的父母不让孩子上学是因为泰米尔猛虎组织想招募他们参军。但是，这些父母告诉我，他们让孩子呆在家中是因为他们很饿，没有力气学习，而且他们没有钱交学费。
斯里兰卡政府对我进入万尼的泰米尔控制区很气愤。对于发生在我身上的一切，它并不表示道歉。政府说，我没有获准去那里，因此我当初肯定有一个“秘密行动计划”。
我没有什么“秘密行动计划”。我有的只是一个记者的行动计划。我去叛乱分子控制区，只是因为和泰米尔猛虎组织对话并写下过去没有报道过的人道主义危机是件重要的事情。
我不会因为这次事件而搁笔。我已经到了纽约，这里的医生将在一周后对我受伤的眼睛作手术。他们告诉我，由于一块弹片直接进入了眼睛正中，这只眼睛可能不会再有什么用处了。我所能希望的只是微弱的一点视力。
朋友们一直给我打电话，告诉我有多少多少名人一只眼睛看不见东西。他们虽然只有一只眼，但似乎应付自如，因此我也不必担心。但是我此刻最想的是，一出院就来一杯伏特加马提尼酒和一支香烟。（六·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