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记者斯里兰卡遇险记（连载）

我曾去过万尼的一些村庄，发现这里存在着从未报道过的人道主义危机———人们忍饥挨饿，国际援助机构被禁止向这里发放食物，没有电力干线，没有电话，缺医少药，没有汽车燃料，没有水泵，也没有照明设备。
我把有关这些的报道发了出去，然后准备离开万尼，前往由政府军控制的南部地区，在那里呆上三天。这意味着一个晚上要走30英里，穿过丛林，趟着没膝深的水，脚踩沼泽地和稻田的烂泥———只是为了不继续睡在千篇一律的泥土棚里，千篇一律的泥土地上，千篇一律的草席上。就连臭虫都看起来那么眼熟。
每个晚上，我都想在当地泰米尔人的带领下，离开这里。但是他们每次都认为穿过军队防线过于危险。
周日晚上，我们来到距离双方边界50码的地方。打头的向导仔细观察着我们要穿越的那个营地。突然他作了个翻转的手势，然后开始往回走。
我们用手势表达自己的意思，直到离军队防线有几英里以后才打破了沉默。
“我的错误，”他说，“军队戒备森严，太危险了。”我看着这些向导不知疲倦的黝黑的双脚，脚上只穿着橡胶平底人字拖鞋，在我前面不停地啪哒啪哒地走着，直到我们到达马杜一个天主教堂附近的难民点，这里是一万名难民的家，他们居住在帐篷和棚屋里。黎明时分，我倒头大睡。
周一晚上，我准备第三次碰碰运气。太阳落山的时候，我和我的向导们坐在一棵榕树下，等待黑暗的降临。掠过波光粼粼的湖面，向远处望去，这一刻，四周是难得的静谧与美丽。
我们这一行人可谓形形色色。和我一起的泰米尔平民穿着各色短裤和围裙。一个瘦弱的老人提着个购物网袋，里面放着两瓶百事可乐，这是我们路上唯一可以喝的东西。一个十几岁的孩子反复说着那几句英语，这是他在贾夫纳的圣帕特里克学院学来的。后来，政府军占领了那个小镇，还杀死了他的父亲。
“今晚，你将在我父亲家喝奶茶，”我们的领头人说。只有他身上带了武器。他拿了一杆老式步枪，为的是保护我们不受野猪和大象的伤害。“我们要走一条安全的路。”
我们计划当晚到达位于政府军控制区他父亲的家。这些泰米尔人将在黎明前返回，而我将搭乘早上的汽车前往瓦武尼亚。在太阳落山前我吸了最后一支烟；这之后是通往“避难所”的七英里，我们将不得吸烟、讲话，甚至连咳嗽都不可以。
我们排成一队，沿着狭窄的丛林小路艰难前行，有时还要设法从密密匝匝的荆棘中穿过；我们趟着湖边齐腰深的水，眼睛盯着湖对岸陆军基地的灯光。灯光洒落在马纳尔到瓦武尼亚的公路上，这条公路就是我们必须要穿越的边界线。
大约8点时，我们悄悄地穿过距公路半英里的漆黑一片的灌木丛，然后蹲在一处沼泽地静候———任凭蚊子叮咬，因为拍蚊子会引起士兵的注意———这时领头人试探着继续向前走。（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