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间谍生涯——前英国军情6处军官理查德·汤姆林森忆旧

【英国《星期日泰晤士报》文章】题：我的间谍生涯（作者　前英国军情6处军官理查德·汤姆林森）
入行测试过关
我们9个人，挤在一辆小型贝德福德汽车里，汽车穿过朴次茅斯时，大家都沉默不语。这时已是晚上8点半，街道上几乎看不到人影。培训我们的警官乔纳森·德尔和尼克·朗让我们逐个下车，融入茫茫夜色中。
我们正在参加情报军官的入部培训，这项培训旨在使招募的新成员逐步胜任英国秘密情报机构军情6处的工作。
我们要接受许多次难度逐渐加大的测试，最初的这项测试是，每个人被指派到一处酒吧，任务是接近酒吧中的某个人，搞清他或她的姓名、住址、生日、职业和护照号。
推开大南海街上一家小酒吧的门，我吃惊地发现里面没有人。在我喝第二杯吉尼斯黑啤酒时，第一批客人，一对依偎在一起的情侣出现了。接着，一群吵吵嚷嚷的年轻人走进来打台球。任务变得难以完成了。
最后，两个女孩漫不经心地走进来。她们穿着很随便，其中一个很漂亮，另一个有点胖。我必须迅速采取行动。我请求加入她们的行列，她们答应了我的请求，这让我松了一口气。胖女孩问：“你不住在这附近，对吧？”
“我是一名快艇队长，正驾驶快艇将一位伯爵夫人从苏格兰送往瑟堡（法国）。但我的同伴生病回家了。我已经向朴次茅斯要求再派一名助手来，以便重新起程。”
我当场编造出了这一切。骗人的方法这么简单，真是可怕，而令人吃惊的是，陌生人竟然这么容易上当。她们告诉我自己是护士。令人高兴的是，她们有过航海的经历。
“你们知道这个周末谁会愿意帮我送伯爵夫人吗？”我问道。两个女孩对视了一下。“你们两个可以吗？”
“当然可以，”漂亮女孩回答时有些犹豫。然后，她转身对着她的朋友，似乎是在对她说：“当然可以，我们这个周末没事。”
一旦她们上钩，事情就简单了。我问了她们的姓名、地址、电话号码，她们把这些清清楚楚地写在了我的笔记本上。我问了她们的护照号，借口是需要获得海关批准。漂亮女孩打电话问她们的室友，弄清了护照号。离归队的时间只差几分钟了，要求获得的所有详细资料都在我的笔记本上。
偶见西马科夫
1992年6月的一个早晨，过去在地方军的一个战友特里·赖曼中士打电话给我，让我拿个主意。他最近参加了在莫斯科举行的马拉松比赛。一个观看比赛的讲英语的人在终点处和他搭话。这个人原来是俄罗斯战略火箭军的一名上校。
两个人成了朋友，赖曼邀请这位上校到家里来玩。他果然在第二周如期抵达盖特威克机场。赖曼问我们是否有兴趣见见他。他告诉我说，这个名叫亚历山大·西马科夫的俄罗斯上校抱怨自己的工资和生活条件，说他羡慕英国的生活方式。赖曼解释说：“他想叛逃到英国。”
我回答说：“很好，我们要了解他是否知道一些有用的东西。”西马科夫要得到接纳，就必须提供一些特别的情报。军情6处的专款只提供给那些高层叛逃者。曾有几个苏联集团的情报军官被军情6处拒之门外。
我坐火车前往赖曼在滨海克拉克顿的家。赖曼来给我开门时表情严峻。他带我到客厅里。厚厚的窗帘挡住了下午的阳光。一个穿着件紧绷绷的涤纶T恤衫的肥胖、苍白、没刮胡子的男人努力从沙发上站起来，光着两只脚。
沙发旁是两个用绳子捆着的红色的大塑料箱。箱子旁是一个破烂的纸箱，里面装满了书和杂志。其它一些书和杂志散落在咖啡桌上，旁边是没洗的咖啡杯和饼干包装纸。
“我叛逃了，”他得意地说。他停了一下，意识到我不会欣喜若狂地给他来个拥抱，于是重新坐到沙发上。
西马科夫用英语讲述了他的故事。他出生在乌克兰一个产煤的村子，如果不是因为有数学天才，他可能早就和父亲一样下煤矿了。他获得了一个军事院校的奖学金，后来被选中，作为一名科学家进入了苏联战略火箭军。
他被派到位于东部偏远的堪察加半岛的苏联弹道导弹试验场，一直以试飞工程师的身份在那里工作。
他在四十五六岁时，被强制退休，此后一直没有找到工作。他不得不带着妻子和年仅8岁的女儿搬到年迈的岳母家，这套位于莫斯科的公寓只有一个卧室。由于通货膨胀，他的退休金显得微不足道。他的女儿患上了哮喘病，妻子陷入了绝望。一天早晨，他发现自己的拉达车被扔在街道上，4个轮子被偷走了。他发誓要搬到英国去，于是开始在大街上到处寻找英国人。
作为叛逃的回报，他想“给我的妻子一座稻草屋顶的房子和一个开满鲜花的花园，10万美元和一辆福特车”。他从纸箱中拿出一本《汽车》周刊，指着上面他梦想的那种车型。
让他平静下来并不容易。我无法迅速理出头绪。一切都要视西马科夫能提供多少情报而定。
碰到一条大鱼
我找到马尔科姆·奈特利，他是国防情报处苏联导弹问题专家，暂时调到军情6处工作。
我安排他第二天和西马科夫在14号房会面，这套房间是军情6处在英国政府海军部大楼的会客室。会面结果令人惊讶。
奈特利告诉我：“这个家伙是个宝库，我们必须让他在这里定居。”
奈特利说，西马科夫在1984年到1990年期间，负责俄罗斯所有弹道导弹试射的地面指挥工作。他掌握的信息对国防情报处、政府通信总部以及美国人都有不可估量的价值。
奈特利预订了14号房间，对西马科夫进行了一系列盘问。我所在部门的负责人说：“我们已经决定向外交大臣建议，以高层叛逃者身份接受他。”
特工安置部门为西马科夫找到了一幢小别墅，几周后，他的妻子和女儿飞抵这里与他团聚。
又经过很长一段时间的盘问后，一天傍晚，奈特利一头扎进我的办公室。“我们从这个家伙身上挖出了好东西。他刚才告诉了我们俄罗斯国防部新战略指挥中心的位置。”
奈特利拿出一张草图，图上标着一个新的、高度机密的指挥掩体的位置和布局，它位于乌拉尔山区一座山脉的深处。这个俄罗斯大型工事可与位于美国科罗拉多山区的北美防空司令部相媲美。
“我要把这个信息标上5颗星发出去。它可能会被送到首相的手中，”奈特利说。他后来告诉我，这份情报被送到了美国白宫。
“但是还有更多的东西，”他接着说。“显然，他把一个写满东西的笔记本落在了他莫斯科岳母家的针线盒里。”
笔记本里描述了1987年底到1990年初从苏联堪察加导弹试验场发射的所有弹道导弹在飞行过程中的运行情况。西马科夫违背有关规定，在两个练习本里记下了所有的数据。
这些详细资料会有助于国防情报处了解苏联导弹的精确度和射程。美国人可以根据这些内容改善他们的反弹道导弹防御设施。“我们必须从莫斯科取回笔记本，”奈特利说。
奈特利和他的一些同事极力劝说我去莫斯科取笔记本，他们认为我是最佳人选。
去莫斯科取货
就在西马科夫在莫斯科马拉松终点向赖曼表示祝贺5个月之后，我参加了“关于在新俄罗斯开展贸易的会议”，这次会议由《金融时报》主办，地点在位于莫斯科市中心刚刚装饰一新的大都会饭店。
我看到盖伊·惠勒，莫斯科站点的第二号人物，他正以英国使馆商务秘书的身份周旋于与会代表之间。他看了我一眼，但很快将目光移开。他不能过来和我打招呼——那样可能会使那些正在监视他的俄罗斯联邦安全局的人怀疑我们认识。不过，表明彼此认识的那一瞥足以让人感到安慰。
第二天在自己的房间里，我从公文包里取出一个由A4大小的纸装订成的笔记本。前面20页左右都是我在会议上做的笔记。
我撕下倒数第5页，把它拿到卫生间，放在马桶的塑料盖子上，从装洗漱用品的袋子里取出一瓶剃须后使用的爽肤水。将一小团棉花蘸上已改头换面的爽肤水，慢慢地在纸上涂来涂去。
几秒钟后，西马科夫的笔迹开始显现，字迹逐渐变深，最后成为暗红色。我用饭店里的吹风机把纸吹干，想方设法不把它弄得太皱，并让香水的味道挥发干净。现在它看起来就像一封普通的手写信，只不过是用暗红色墨水写的。
过去负责莫斯科站点的一个人曾告诫我说，在俄罗斯首都，想不被监视是不可能的。他曾对我说：“他们的监视者实在太精明了。”
去莫斯科最穷的郊区之一——卫星城泽廖诺格勒的路漫长、单调而且难熬。汽车到西马科夫岳母家附近一处破败的公园时已是下午3点。四周是死气沉沉的居民楼。但是，就像西马科夫描述的那样，他岳母家所在的那幢暗绿色公寓楼从另一幢居民楼的后面探出一角。
堆满垃圾的入口处臭气熏天，墙壁上被涂得一塌胡涂。我开始上8楼。我在82a房间油漆剥落的铁门上轻轻敲了两下。没有人应声。我又敲了两下，这一次用力些，但还是没有人应答。我越来越担心这次来访刚好赶上女主人出门，她平时很少出门。我又用力地敲了几下，最后，一个女人不安地问：“谁呀？”
我用烂熟于心的俄语回答说：“我叫亚历克斯，来自英国，是您女儿和女婿的朋友。我带了一封信给您。”她的回答远远超过了我所学的那几句俄语，因此我又重复一遍刚才的话。
在重复了3遍以后，我听到沉重的门闩被拉开的声音，门开了一条小缝，上面连着一条链子。我把西马科夫的信从缝隙中塞过去，一双干枯的手把信抓住。门又关上了，而且被重新闩上。
我等了大约5分钟，然后又开始敲门。门开了，一个瘦小的老太太笑着示意我进屋。
就像西马科夫说的，房间的一个角落放着一个针线盒，如果他说的没错的话，里面应该还放着记满笔记的两个蓝色练习本。
他在信中列出了一些个人物品，我此次来访名义上是替他拿这些东西。老太太在房间里慢条斯理地走来走去，地板正中堆着书、衣服和一些小玩意。
等老太太又去厨房时，我伸手到针线盒里寻找。那两个蓝色练习本还在里面。我打开本子飞快地扫了一眼，看到一行行的数字。我把它们塞到一个装了一半的纸箱里。
已经是下午4点了，再有半小时天就要黑了。因为我对这里的公共交通情况不熟悉，我想趁着天还亮，坐车回莫斯科市中心，现在该告辞了。
机密顺利脱手
回大都会饭店的每一步都很艰难。我一手拿着公文包，另一只胳膊夹着一个沉重的箱子，里面装着衣服和珍贵的笔记本，我真想把箱子里没用的东西倒出来。但它们能够起掩护作用。如果被抓住，我可以说西马科夫是我的一个朋友，他让我带些衣服，我可以一口咬定不知道笔记本的事。
第二天早饭过后，我打电话给英国使馆，说要去商务部的图书馆，理由是了解关于东欧投资的一些信息。像事先安排的那样，军情6处的秘书问我是否和商务秘书会面。我同意在上午11点半见面。
莫斯科站点的工作人员认为，使馆里的每个房间都被安装了窃听器，唯一例外的是戒备森严的安全通话间，这个房间定期通过电子设施判断有无监听装置。使馆雇用了一些当地人，负责开车、打扫卫生等杂务。这些人可能都要向俄罗斯联邦安全局汇报情况。
我和军情6处秘书的电话可能被人监听，联邦安全局在使馆对面的秘密监视点可能已被告知上午11点半有个商人要来。
我向使馆接待员出示护照，上面的名字是亚历克斯·亨特利。他带我到商务秘书那里。惠勒坐在桌子前。
“我猜是亨特利先生吧，有什么要帮忙的吗？”
10分钟后，我走在回大都会饭店的路上。我的公文包里装满了关于在俄罗斯的商业机遇的小册子。更重要的是，蓝色的笔记本已不在我手上。
和计划的一样，我的那份《金融时报》不小心落在了惠勒的桌子上，里面夹着笔记本。它们现在到了莫斯科站点秘书的手里，他将把它们放到外交邮袋里，当天晚上就可以寄出，这样它们到达英国的时间比我还要早。
（本文摘自理查德·汤姆林森的《大决裂：从最高机密到最大安全》。所有军情6处工作人员和特工的名字均为虚构。）【注:】【注:】【注:】【注:】【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