萨特与《福楼拜》作者与读者对话

【法国《世界报》文章】题：让—保罗·萨特的《福楼拜》
1971年春，法国作家和文学家让—保罗·萨特在文学和哲学两个领域的处境如何？回答是他的得分在下降。他1959年创作最后一部剧本《阿尔托纳的被幽禁者》，1963年创作自传《话语》，此后就再也没有什么作品问世了。1964年他因《话语》被授予诺贝尔文学奖，但他拒绝接受这一奖赏。而在1971年3月，他的《福楼拜》出版了。
哲学家与文学家对视
以法共哲学家代表罗歇·加罗迪为代表的法国马克思主义者接受了一个挑战：大家都对福楼拜进行研究，看谁的研究方法最好。于是他们很快就写出了研究论文，都认为自己的论文比别人的论文更马克思主义。然后，他们互相交换阅读论文，结果是谁也说服不了谁。最后，大家只好把论文锁进抽屉。
但萨特仍要坚持研究。他要说服的是他自己。他也选择福楼拜为研究对象。在研究福楼拜这位作家中的作家的过程中，萨特也回想起了自己最早的写作选择，即想起了自己的童年。他认为，在斯大林主义的思想家看来，一个人的历史始于首次领取工资单之时。而弗洛伊德（萨特在哲学思想上对弗洛伊德的思想持保留态度，但他也同意弗洛伊德关于人的所有行为都是有意义的看法）却告诉我们，一个人的主要个性和特点决定于儿童时期和儿童时期同母亲的重要关系。
萨特的人类学则是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分析和源于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的结合。他发明了他称之为“存在主义的精神分析理论”。他在1946年就勾画出了这种理论的轮廓，并在1952年对法国作家让·热内进行分析时发展了这一理论。他强调艺术家为之创作作品的社会团体的作用。最后，他又决心对自己进行解剖。
以对福楼拜进行研究为例。首先要弄清楚的问题是：曾经是和曾经想成为什么样的人才能创作出《包法利夫人》？这是萨特研究的框架，即要研究福楼拜从出生（1821年）到创作出《包法利夫人》（1857年）的历史。中心问题是：能从现代人的身上了解些什么？萨特采取的研究方法是“有退有进”，反复研究人的素质（人是怎样产生的）和个性（人怎样利用周围的影响造就独特的自我）。“情感同化”有助于应用这种研究方法。“情感同化”要求的是，研究者要力求感同身受地对待研究对象，利用想象来弥补材料的不足。在研究福楼拜的过程中，萨特又成了一个孤立的研究人员，所需研究经费全靠以前的作品的版权收入。
萨特早在1957年就宣布要写一部关于福楼拜的书。他从1960年开始写这部书，曾经三易其稿。由于临时要做其它的事，他常常需要中断该书的写作。而每次中断以后重新开始写作时，他都要首先从头阅读手稿，然后动笔，以保持逻辑的连贯性。最后，他对自己的这部作品并不感到满意。为了了解这一作品对读者可能产生的影响，他1966年在《现代》杂志上摘要刊登了《福楼拜》一书的一些篇章。结果是：没有反响，或者说反响很小。当时的青年人脑子里想的是别的事情，他们对过去的大师不感兴趣。
1971年5月14日的《图书世界》报长篇刊登了萨特的答记者问。他在答记者问中说，他写这部书是想“介绍一个人和一种分析方法”。1971年7月2日的《世界报》开辟专栏对该书进行讨论。支持这部著作的塞尔日·杜布罗夫斯基说该书是“人类学的传奇故事”。
在批评者中，皮埃尔·巴伯里以正统马克思主义的名义指责该书有主观主义倾向。玛尔特·罗贝尔以正统的弗洛伊德学说的名义排斥这部著作，说该书是在宣扬与精神分析理论毫无关系的道德主义。克洛德·穆沙尔从理论的角度对这部书提出了一些批评意见，同时也强调指出了该书的可读性。最严厉的批评者可能要算那些对这部著作持既欣赏又严肃对待态度的人们，他们中有克洛德·比尔热兰和雅克·勒卡尔姆，他们指责萨特是在用一种“教师讲课”式的教育法来限制读者。
福楼拜传记的前两卷售出了1.7万套。这时的萨特高兴地获悉，有许多大学生抄录这两卷中的一些段落。当有人问他估计此书有多少读者时，他回答说：“大约有两三百人。这很正常，因为读这种书是要花功夫的，需要借助一些辅助材料。”他寄希望于时间，寄希望于教师。一年以后第三卷出版。人们仍心存悬念，希望看到第四卷。
但《福楼拜》一书并没有写完，因为萨特在1973年已经半失明，这妨碍了他继续写作。他本想通过剖析《包法利夫人》一书及其深层次的写作意图（其实，福楼拜写《包法利夫人》就是要揭示世界的虚无）以透彻地描写福楼拜。但由于半失明，他无法如愿了，最后只留下了一些为创作第四卷而做的笔记。
现在，让—保罗·萨特的《福楼拜》一书越来越像是一部珍贵的文学巨著。它令人着迷，因为它并不像原来预示的那样带有枯燥的哲学思辨性；它充满神秘色彩，因为未完成而给人留下了很大的想象空间。
图片：
1、萨特70年代同法国哲学家米歇尔·富科（手持扬声器者）一起在巴黎参加示威游行。
2、1972年，萨特在搬一叠法国“无产阶级左派运动”的机关报《人民事业报》。萨特是其名誉社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