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日本号脉

日本近来的一连串不良表现，既非孤立也非偶然。我们在感到愤慨和警惕的同时，更应透过种种表面现象，看清日本所作所为的实质。而要做到这一点，首先应当进一步了解日本，了解日本的社会及其民族特性
无风不起浪。日本政府的行为绝非孤立。它们不仅早有征兆，且有一定的社会基础
一国政府的政治决策，反映的是该国的政治动向，而政治动向往往又是社会主流思潮的体现。有鉴于此，让我们先来看看当今的日本社会：
———从政党情况看，以往被称为“保革伯仲”的局面已被保守型政党占绝对优势的局面所取代；
———从民心向背看，不久前竞选日本自民党总裁的4名政治家，尽管其改革方针、财经政策各不相同，但在历史、教科书和靖国神社等问题上姿态却惊人地一致，唯恐在媒体面前给选民留下不够强硬的形象；
———从对现行日本宪法的态度看，曾几何时，“修改和平宪法”的主张还被视为“危险动向”，而今已有半数以上的日本国民同意修改宪法；
——从竞选情况看，作为在党内、国内既无多大势力又无后台老板的“一介居士”，小泉何以在短期内赢得民心？何以在其内阁成立的第二天便获得了内阁最高支持率？答案恐怕只有一个，那就是他向日本国民发出了这样的信息：对内要彻底改变日本现状，对外要坚决维护日本的权益，亦即日共《赤旗报》所说的“危险的呼声”。
由此可见，上述“几多怪事”的出现既非孤立，亦非偶然，而是有一定社会基础的。要分析这种社会基础的存在和发展对日本今后的影响，需要先弄清它形成的原因及历史、文化背景。
日本正处于战后最严重的国家危机中，政治、经济和社会三种泡沫均已破灭，民族主义趁机高涨
可以说，危机意识是这种社会基础形成的催发剂。日本前首相中曾根4月7日在《朝日新闻》上发表文章说：“如今日本处于战后最严重的国家危机中。政治、经济和社会三种泡沫均已破灭。政治泡沫的破灭表现为接连出现短命内阁，经济泡沫的破灭暴露了日本‘护送船队方式’（指政府为大型企业保驾）的缺陷，社会泡沫的破灭则体现为犯罪案件激增和教育状况恶化。”
多数学者认为，造成上述危机的根本原因是体制危机。也就是说，日本战后逐渐形成的独特的发展模式———“日本模式”已不能适应冷战结束和经济全球化的形势。90年代初泡沫经济破灭后，尽管政府采取了各种经济对策，但始终是治标不治本，致使经济形势日益恶化。日本为此而付出的代价是：经济衰退、政治混乱、社会动荡、治安恶化、人心不稳。
在这种情况下，笼络民心、增强民族凝聚力成为日本政府的当务之急。而以“弘扬民族精神”、“维护民族利益”为外衣的民族主义的主张，在此时自然最具魅力。同时，危机感也在客观上促进了以往持不同政见的人走到了一起。因此，原本仅限于政治思潮范围内的民族主义，近年来很快发展成为席卷全社会的一种社会思潮。
这种思潮已不同于日本历史上曾出现过的保守化思潮，它有以下几个特点。一、知识界大造舆论。著名学者中西辉正的主张极具代表性。他说：“在日本面对战后严重危机的今天，只有保守政党能以国家大局为重。今天的日本必须以传统的保守观念为国家的基本信念才能渡过危机。”用发表讲演、开讨论会、写文章、编教科书等方式，为歪曲历史提供“根据”、煽动民族主义情绪的多为知识界人士。这与以往大多数知识分子站在保守思潮对立面的情况恰好相反。二、舆论界打先锋。战后一直号称采取“中立”姿态，但对政府时有批评的日本舆论界，近年来出现了一些值得注意的新动向。发行量最大的报纸《读卖新闻》几次以报社名义发表修改宪法方案。个别报纸在宣扬“中国威胁论”方面说出了一些政界人士想说而不便说的话，为鼓动民族主义情绪发挥了煽风点火的作用。而在这次历史教科书和李登辉访日问题上，一些报道大搞“舆论先行”，为政界决策创造了条件。三、民众的不满情绪严重。以往的保守化思潮主要体现在民众对保守型政党政绩的认同方面，而如今长达10年的萧条使日本人彻底丧失了自信，渴望改变现状的心理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大众民族化情绪的高涨。
日本民族主义具有特殊的历史文化背景，不了解这一点就很难理解日本的某些现象及其蕴含的危险。
日本民族特征：“精神分裂　的民族”抑或“神圣不败”　的民族
有人把日本民族的基本特征归纳为两点：一是民族优越感与自卑感共存；二是强烈的集体（团队）意识与盲从。关于第一个特征，美国的日本问题专家本尼迪克特在《菊花与刀》一书中是这样描述的：他们一手捧着花，一手拿着刀；他们既狂妄自大又卑躬屈膝；既忠诚不二又背信弃义；既彬彬有礼又野蛮残暴。因此，有西方学者又将其称为“精神分裂的民族”。
追溯这种特征的产生，恐怕离不开一个“神”字。日本自古信奉“神道”。认为“万物有神灵，万事有神佑”，因此到处建“神社”，几乎家家设“神龛”。杀人被视为“神赋特权”，战死则“成神而入灵位”。日本人宣扬他们是一个“神圣不败”的民族。历史上日本很多学者据此提出“皇国国体优秀论”、“大和民族优越论”。不过对近代日本影响最大的还是日本的启蒙思想家福泽谕吉。他提出的甲午战争是“文明对野蛮之战”的观点，为其后日本多次发动侵略战争提供了理论依据，致使很多日本人至今也不知道如何区别战争的性质。而战败之后日本人又表现出了另一面。正如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中所述：崇尚武士道的日本人在向强权屈膝时并不落后于人。美国学者赖肖尔认为，每当日本感到危机或有重大举动之前，“民族感”都表现得非常强烈。在分析今天日本民族主义思潮的成因及走势时，赖肖尔的观点可为我们提供一种参考。
第二个特征的形成恐怕与日本的教育有关。日本传统教育的最典型特征是：培养集体观念，追求齐头并进。儿童从小就被灌输以集体之荣为荣，以损害集体为耻的是非观念。毕业生则要像自动化生产线上下来的部件一样，规格、尺寸、质量完全相同，以便安装在国家这部机器上即可高效运转。这种教育所树立的价值观在战前是“效忠天皇”，在战后是“献身公司”。因此，学校曾培养出大批“为国捐躯”的军国“勇士”和为公司“过劳死”的“企业战士”。多年来的教化使“集体意识”早已深入日本人心。
这种过分的集体意识在不同场合会产生不同的结果。首先，当个体毫无保留地融入集体时，会使集体的力量成倍增长，会产生一种“集体的力量大无边”的感觉，体现出“樱花特征”。樱花之所以成为日本的国花是因为它有这样的特点：花瓣体小而相同，若将一瓣采下来实在微不足道，但千万朵樱花连成一片就能汇成花的海洋，就可形成蔚为壮观的场面。这正是日本社会的形象写照。在面对外部世界时，这种过分的集体意识就变成了强烈的封闭意识和排他意识。
这种特性表明，日本的民族化思潮具有易于被操纵和非理性的特点，在特殊情况下还可能出现“盲动”。日本著名政治家小泽一郎曾撰文警告说：“国民对现状的不满和担心将形成非常危险的思潮。日本人是很情绪化的，他们很难学会自己思考，自行努力和自我改革。因此在面临极端的困境时，他们可能会出现歇斯底里的情况……如今的日本很像历史上大正时期泡沫经济破灭后、战争爆发前的昭和年代。”
近期目标：甩掉历史包袱，逐步扩充军备，修改和平宪法，提升国际地位
日本会复活军国主义，重新挑起战争吗？鉴于日本国内外各种制约因素，在可预见的将来，日本暂不具备复活军国主义和发动战争的条件。
如果把“军国主义”一词依然定义为“对内实行法西斯统治，对外进行侵略扩张”，那么天时、地利、人和日本一样都不占。首先，侵略与扩张是有违和平与发展这一天下大势之逆举，更何况日本是有“前科”的国家。其次，即便日本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地缘对它依然构成难以克服的限制。再者，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复活军国主义在今天的日本依然不得人心。从理论上讲，民族主义往往是军国主义产生的土壤，但在当今日本这却是两个不同概念。即便那些支持具有鹰派色彩政治家的选民，绝大多数并不希望战争在日本重演。除极右分子之外，没有人公开主张“复活军国主义”。那么这种心理会抑制日本在军事方面的发展吗？回答也是否定的。
纵观日本民族主义思潮的发展轨迹，其要求大体是：甩掉历史包袱，逐步扩充军备，修改和平宪法，提升国际地位。为了使这些要求得以通过新政权来实现，在这次自民党总裁竞选之前，日本政界和舆论界就已为新领导人定了调子。有媒体将其归纳为三项条件：具有为日本民族进行正确选择和果断决策的能力；能体现日本传统文化的“精神活力”；能提出让世界刮目相看日本的长远战略。
肩负着这样的使命而上台的小泉及今后的日本领导人，必然在内政外交的运作中设法体现这种要求。其中“卸下历史包袱”，就是对内以歪曲历史，掩饰“前科”的手法修复民族形象，提高民族凝聚力；对外摘掉“历史帽子”（不能总因历史问题而让日本低人一等），恢复“平等待遇”（拥有正式军队和集体自卫权）。“逐步扩充军备”与其说是为备战，不如说是利用军事的威慑效应。因为在当今世界，军事力量的作用决不仅仅体现在战争中，强大的军事存在不仅可以影响政治进程，还可以影响周边国家的民族心理。况且对日本来说，军事力量不仅仅是综合国力的构成，它还是向“普通国家”过渡的一种积累。因此，不走军国主义之路并不等于不发展军事力量。“修改和平宪法”特别是第九条，虽然将遇到国内外的强大阻力，甚至最终可能导致日美利益的冲突，但对日本来说，这是走向“普通国家”的必由之路。因此日本今后必将进一步加快修宪步伐，将以日益强大的军事存在为筹码，充分利用布什政权推行地区导弹防御设想的大好时机。“提升日本的国际地位”自然要以提高综合国力为前提，但在今后一段时期里，这种要求可能以日益强硬的外交姿态表现出来。　
从历史进程的长远角度来看，日本政治、经济、外交体制改革和战略调整尚未完成，整体上仍处于“飘流状态”或称“十字路口”，其未来走势最终将取决于它自身各项改革的进展状况和外部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人们在希望它朝着世界伙伴关系方向发展的同时，又不能不密切关注它的一举一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