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利：印度“软件之父”（印度软件业透视之四）

【台湾《天下》杂志4月号文章】题：前瞻眼光　见所不能见
所有印度软件工程师，无论多么头角峥嵘、意气风发，听到他的名字时都降低了语调，恭恭敬敬尊称他“软件之父”。
他就是今年75岁的科利。他的远见与魄力，为60年代几近“锁国”的印度引进了信息科技，让软件产业在印度诞生。因为他对市场的敏锐与积极，使软件走出贫瘠的印度，力攫美国沃土上的商机。
自此，软件业在印度深深扎根、枝繁叶茂，成为这个至今仍有9亿贫穷人口的国家未来翻身的力量。
科利现任印度最大、最赚钱的软件公司TCS的副董事长。该公司办公大楼坐落在全世界地价第二高的孟买市中心。
1949年，科利完成麻省理工学院电机学博士学位，放弃美国富裕的生活，回到刚刚独立、百废待兴的印度。科利回国的第一份工作，是在塔塔集团下的电力公司发展当时最迫切需要的电力系统。
1969年，科利临危授命，要挽救塔塔集团内濒临倒闭、做汽车自动化的TCS.科利接掌后，发现问题出在电脑（大型主机）太少。
印度独立后，因为过去被殖民的阴影，政府采取激进的闭关政策。原本就不便宜的电脑，在政府把关下更是贵得离谱。而这个时候，比尔·盖茨正在美国西雅图湖滨中学，玩着捐赠的电脑终端机，同时兴致盎然地研究英特尔推出的第一代微处理芯片。信息科技正如星火燎原，在世界的另一端熊熊燃起。
“我知道世界变了。”科利曾担任美国声誉卓著的电机电子工程学会主席，深切感受到巨变的威力。“电脑一定要进印度，电脑会改变印度的命运，”科利在各种演讲场合中疾呼。
科利看到的，不是外国人卖电脑赚印度人的钱，而是印度人可以怎样用电脑赚钱。答案就是软件。
“印度贫穷，没有资本做硬件，”科利说，“但我们有最优秀的数学头脑，绝对可以写出最好的软件。”
科利一方面积极奔走，游说政府放宽政策；另一方面，他咬牙做了重大决定，巨资购进大型主机，并动用在电机电子工程学会的人脉，邀请国外专家到印度从头教起程序设计。
70年代，许多国家和企业集中精力发展电脑硬件，对于软件，他们认为是附随的、免费的、不能获利的。但科利一眼看透软件无形的价值：“软硬件是一体，硬件达到某种规模，软件势必有大量需求。”说到当年的判断时，他严肃的脸庞难得露出一抹柔和的微笑。
的确，这个关键性的判断，改变了印度的命运。
80年代开始，美国许多大企业有电脑化的需求，印度公司的编程能力、英语能力及廉价的劳工成为美国企业的首选。
在游说政府多年后，小甘地接任印度总理，放宽电脑进出口的限制。印度软件公司如雨后春笋般出现，纷纷向美国叩关，争取订单。
软件产业已在印度落地生根，然而，科利心中却浮现深层的忧虑。这时的接单模式是，印度公司必须派工程师长期待在国外，将所有程序写完交给客户。因此，印度公司无法累积写软件的经验，每接一个案子，又要从头开始。
1988年，科利重塑接单模式。仅派少数工程师进驻客户公司，负责沟通需求、厘定规格，而编写程序的工作则全在印度完成，所有经验可记录、供未来参考。
印度软件再度跨入下一个里程，“软件代工”的模式诞生，与台湾的硬件代工时代相当。
因此今天印度也必须“向价值链高处提升”。没有品牌，没有第一手的技术创新，长期仰仗为人代工，是科利为首的印度软件产业最忧虑、亟思突破的当前
课题。·责任编辑　谭树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