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历史教科书事件的警示

日本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公然歪曲历史，作祟的恐怕不单单是右翼势力。在这一严重事件的背后，我们隐约可以看到另一种更加危险的动向———涌动日本上下的新民族主义
日本右翼势力在历史教科书问题上掀起的轩然大波，令世界感到惊愕和愤慨。然而，日本在历史问题上死不改悔甚至是变本加厉的动向，更应引起世人的警觉和深思：日本政府为何对右翼势力如此纵容，右翼势力愈发猖獗的原因和社会基础何在？
根源是右翼还是民族主义？
20世纪70年代初，那位醉心于中世纪的武士道精神、一心要恢复皇国体制的民族主义作家三岛由纪夫（见压题图）为“振聋发聩”，跑到日本自卫队的营地，上演了一场传统的剖腹自杀剧，结果却换来自卫队员的阵阵“嘲笑”。
80年代初，鹰派政治家中曾根高唱“战后总结算”论调，主张日本人要摆脱所谓的“自虐思想”，但同样没有得到多少人的“理解和响应”。
然而，进入90年代后，形势发生了逆转。至90年代末，不仅为甲级战犯东条英机翻案的电影《自尊》得以出笼并十分叫座，美化侵略战争的连环画《战争论》也变成了畅销书，销量高达60多万册，甚至被公认为极右民族主义分子的石原慎太郎竟也在东京都最高行政长官的选举中当选。《战争论》的作者就是这次历史教科书事件始作俑者之一的漫画家小林善纪。可见，肆意美化侵略战争的教科书的出台绝非偶然。
那么，近10年来日本究竟发生了什么？又该怎样理解这种现象呢？
这10年可以说是日本社会发生巨变的10年，是经济衰退、政治混乱、社会动荡的10年。90年代初，当西方世界庆贺冷战的“胜利”时，日本还来不及品味“胜利果实”，就从泡沫经济的巅峰猛跌了下来，接受了和平时期的“经济战败”这样一个不愿接受的现实。在世界经济战场上的大举撤退，不仅使日本企业精英的自尊心受到严重的挫伤，也使日本百姓的生活陷入严重的不安之中。企业倒闭和失业的狂潮强烈地震撼着日本人的心灵，教育制度的颓败和少年犯罪的加剧令他们痛心疾首，奥姆真理教制造的地铁沙林事件让他们不寒而栗，养老金制度等社会保障的行将崩溃更使他们感到前途茫然。当他们企求政治家能够力挽狂澜时，日本的政界更是混乱得一塌糊涂，内阁走马灯似地更迭，让人几乎记不住谁是首相。这一切只能使经济更加深陷泥沼而不能自拔，使百姓更加绝望。日本的社会评论家形象地称日本人这种绝望的形态为“一亿人自信心总丧失”。
历史的经验告诉人们，当一个国家处于经济衰退、政治混乱、社会动荡的状态时，往往会给民族主义提供天造良机。20世纪90年代日本的情况正是如此。因此，这10年也是日本社会民族主义沉渣浮起的10年。记得一位历史学家说过，民族主义实际上是老百姓丧失自信和感到绝望时最好的心灵慰藉。其实，电影《自尊》也好，漫画《战争论》也好，石原慎太郎那激进的言论和貌似强悍的形象也好，对日本的百姓来说，莫不是如此。
耐人寻味的是，漫画家小林善纪等人并不愿意人们称其为右翼，但他们并不拒绝人们称他们民族主义者。这不仅因为右翼在日本有着令人望而生畏的暴力形象，还因为民族主义比右翼更具感召力。凡事冠之以“爱国”或“维护民族利益”，则立即无人敢反对，则必无坚不摧，所向披靡。
其实，小林善纪等人属右翼还是民族主义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日本国民中出现的民族主义情绪和迎合激进民族主义的态度。正是这种态度，使所谓的鸽派政治家小渊干了鹰派政治家中曾根想干而不能干的事———“战后总结算”，使他联合政界的保守势力在国会通过了一系列对外对内都很强硬的法案———《日美防卫合作指针相关法》、《国旗、国歌法》、《国会法修正案》、《监听法》、《住民台帐法》，其中的一些法案据说是历代内阁都不敢逾越的禁区。
日本的政治评论家认为，如果说80年代初中曾根的主张是一种自上而下的得不到响应的国家主义，90年代的这种动向则是将政治家、媒体和国民全部卷入其中的一种“新民族主义”，从国家的角度来说也可称其为“新国家主义”。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最不愿意让人揭历史的伤疤，这也就是日本政府在历史教科书问题上纵容右翼的原因之所在。其实，人们早该抛弃用“左中右”的观点来看待日本近10年来发生的变化了。抱着传统观点，我们将无法理解，日本的社会党为何会突然“变节”并投向自民党的怀抱，最终导致“55体制”的崩溃。
日本新民族主义的四种表象
表象之一：历史修正主义。丧失了自信和自尊，就要予以恢复，日本的新民族主义者首先选择的就是摘掉历史罪人的帽子。1995年，自民党105名国会议员组成“历史研讨委员会”，邀请日本知识界人士参加，举办批判所谓“自虐史观”的研讨会，并以《大东亚战争的总结》向社会交出了他们的结论。教育学家藤冈信胜（自由主义史观研究会代表）、文学家西尾干二、漫画家小林善纪等则充当了自下而上的历史修正主义的核心，他们通过《正论》、《诸君》和《SAPIO》等右派系列的媒体大肆为修正历史摇旗呐喊。藤冈主张“健全”的民族主义，但将南京大屠杀事件和慰安妇问题一概归结为海外反日势力的“捏造”。西尾通过《国民的历史》一书宣传民族主义，小林通过《战争论》美化侵略战争，最后他们终于组成了“新历史教科书编撰会”，企图通过修改历史教科书使日本的孩子彻底对历史真相视而不见，从而彻底忘却所谓的“自虐倾向”。
表象之二：皇国史观。战前日本人曾因自己是“皇民”而觉得在世界民族之林中高人一等。到今天，尽管日本实施的是象征天皇制，但在民族主义者心目中，天皇永远是可利用的一面大旗。森首相的日本是“神国”的言论虽然遭到了指责而被定为他个人的言论，但正是这个冒冒失失的政治家的讲话透露了真相。森的讲话得到了藤冈和西尾的支持就是一个佐证。
表象之三：排外性。这是一般民族主义的通病，在日本也不例外。2000年4月9日，石原慎太郎在陆上自卫队创建纪念日发表演说，声称日本社会治安的恶化是所谓的“三国人”造成的，呼吁自卫队发挥作用。所谓“三国人”，是历史上日本人对居住在日本的朝鲜人和台湾人的蔑称，在此石原显然是泛指居住在日本的外国人，尤其是亚洲人。他的极具煽动性的言论对日本国民心中的排外和厌外情绪无疑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
表象之四：寄生性。这是日本新民族主义或曰新国家主义的最主要的特点。小渊政府的《日美防卫合作指针相关法》和《国旗、国歌法》就是在同一届国会上相继通过的。战后日本的民族主义政治家们从来没有忘记“国体的维护”要有美国的核保护。就连一向被称为“极右”并有“反美”倾向的石原慎太郎，一想到所谓中国的“威胁”，也要向美国作出全面合作的保证。精明的日本民族主义政治家知道，只有满足霸权国家美国的要求，才能最终为日本走向世界打开通道，包括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
民族主义是一把多刃剑
民族主义的危害是无庸赘言的，这要求世人对其保持高度的警惕。日本出现的新民族主义倾向究竟会将日本引向何方，日本政要和思想家们的一些论述或许能带给我们一些启示。
著名日本老牌鹰派政治家中曾根在今年2月号的《呼声》杂志上以《国家战略始自修宪》为题，阐述新一代日本政治家应该承担的责任。他将日本当前的混乱归于战后日本在精神上过于吸收外来文化导致“美国的实用主义、英国的功利主义、法国的个人主义的泛滥，从而使日本丢失了日本原有的儒教和神道教以及日本绳文时代以来的优秀文化传统”。他认为，“要与这种堕落的精神和风气诀别，只有制定自主的国民宪法和教育基本法”。他声称“日本国民呼唤修宪”，“2001年是制定日本新的国家战略的第一年，必将是日本历史上最具有重要意义的一年。作为生活在这个时代的政治家首先要认识到这一点”。
日本21世纪政策研究所理事长田中直毅3月1日在《日本经济新闻》上以《要与55体制彻底诀别》为题撰文指出，“日本到了要摆脱经济的长期停滞状态，构筑美好明天的时刻。这需要与对外依赖美国、对内依靠财政的所谓55体制彻底诀别”，“在外交上应以东南亚为中心，确立非军事性的新秩序、确立补充美元体制的国际货币新体制，这将使我们重新审视全面依赖美国保护伞的旧体制”。
著名学者京都大学教授中西辉政在今年3月号的《论争》杂志上以《美中夹缝间的日本所应采取的国际战略》为题撰文指出，“中国的抬头是20世纪末最大的历史变化”，“将来当中国真正与美国结成经济同盟时，对日本来说将是最大的危机。应该想尽各种可能性，描绘出21世纪的对美、对华战略”。
民族主义历来是一把多刃剑。日本在大洋彼岸的“保护国”美国的政治家和媒体早就注意到了近年来日本发生的一切，他们小心翼翼地观察着日本的变化并欲抓住日本新民族主义的特点而“因势利导”，“为我所用”。面对日本的所谓国家战略和美国与日本之间的举动，日本的邻国将如何制定自己的战略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