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流浪者　一个新的落泊群体

【法国《世界报》3月16日文章】题：日本的落泊群体（作者　菲利普·庞斯）
泰郎老人的故事
他勉强弯下腰去，从马路上拣起一个还没完全熄灭的烟蒂，一边吸一边嘟囔着：“这太可惜了。”他戴着头巾，从下巴围到头发稀疏的头顶，以抵挡冬夜的寒气。这种打扮使他显得像一个老年妇女。他衣衫褴褛，面容憔悴，步履艰难地随着人群往前走，边走边对我说：“我参加过大阪的建设。”说到这里，他停下来转过身加重语气接着对我说：“那并非不值一提！”他说这话时眼睛里隐约透着一丝自豪。
这个老人名叫泰郎，现年64岁，但看起来似乎已有74岁了。他青壮年时期打了40年短工，曾长期活跃在建筑工地的脚手架上。后来，他手脚不灵便了，便在工地上干不需要技术的粗活。他这一生都来往于大阪以南的一个短工劳务市场上，参加过许多工程的建设，收入也还不错。后来，日本经济开始衰退，他自己也进入了老年时期，便流落街头，无家可归已有6年之久。此时他正要同一千来个可怜的穷人前往夜间收容所去过夜。
这个人群慢慢地移动着，像是一群满腹牢骚的俄罗斯退休者。在他们中，有些人一瘸一拐地走着，另一些人低着头边走边嘟嘟囔囔地发牢骚。一个老人吃力地推着一辆小推车，上面堆着乱七八糟的东西。多数人都是肩上扛着或腋下挟着一个包袱。有些人的行李装在一个黑色垃圾袋里。他们从一些亮着红灯的小饭馆门前走过，里面有人端着碗大口吃着热腾腾的面条；他们从小旅馆和出租房屋前走过，有财力付房钱的人们正在那里休息……他们最后终于来到了夜间收容所门前。泰郎出示了证件，转身咧开缺牙的嘴对我苦笑了一下，进屋了。
少得可怜的救济
每天晚上都至少有600多人来这里过夜。早上5点钟时，他们离开这里，各自奔向施粥站。白天的生活更令人发愁。吃粥以后，那些能找到零工的人或还有力气去拣废品的人都走了。剩下的是一些找不到门路的人们，他们弓身靠墙躺下，蜷缩在那里，伸出手，像是在无声地乞讨。一辆救护车开来，拉走了一个无法动弹的生病的躯体。这个病人的伙伴也想上车，但被护士阻止了，无可奈何的他只好歪着头目送着救护车远去。有些人来到就业办事处。在那里，人们成排地躺在地上，下面垫着纸板，身上盖着旧报纸，等待着宣布领取失业保险金的名单：最近两个月里至少工作了26天的人可以领到13天的失业保险金800日元。在泰郎常去的那个大阪短工劳务市场，有两万多人等待找零活。但其中约5000人属于老弱病残者，根本无法找到工作。因此，那里每年都有一百来人死在街头。对那些能查明身份的死者，慈善机构将骨灰盒送回其家中。但多数死于街头者的身份已无法查清。
最近几年来，破产的小老板、失业者和城市贫民也加入了这个行列。到处都可以看到他们用塑料布和纸板搭的“帐篷”。流浪者（即所谓“浪人”）在日本的城市里随处可见。这些无固定居所者一般不乞讨，也不好斗，行人无视他们的存在，他们自己也只当自己不存在。
无固定居所者人数在日本相对来说还比较少，1999年12月的统计数字为2万人。但现在，这个数字无疑是大大增加了，但仍无法同美国的无固定居所者人数相比，美国人口只相当于日本人口的两倍，而无固定居所者却有70万人之多。不过，美国的无固定居所者中也包括一些吸毒者、酒鬼和精神病患者，而日本这类人则多数是过去生活正常（有工作，有家庭）的小人物。他们的命运同日本的就业制度密不可分，这表明世界第二大经济强国日本在社会保障方面还存在许多漏洞（70%的无固定居所者的年龄在50至69岁之间）。
拾荒度日的苦涩
在大阪市中心，各种形式的帐篷大约有600多个。多数无固定居所者是单身男人，但也有些是夫妇。有些无家可归的夫妇带来了过去正常生活时留下的东西：家具，挂钟（现在则挂在树上），几只母鸡，一台钢琴（现在用塑料布包着）……帐篷旁摆着几辆自行车。
住在一个4平方米的帐篷里的无固定居所者名叫秋良。他客气地接待了我，让我喝茶，对帐篷里的混乱表示歉意。他现年53岁，曾在一家废铁厂工作（该厂已倒闭）。他由于为一个朋友借债担保而受到放高利贷者的逼债，就抛下妻儿，逃跑了。两年来他一直同一个无固定居所者留下的一条狗为伴。
大约9点钟时，他的一个伙伴来了。他们便一起去拣大件废品，如旧电视机，旧电子设备等，然后将它们卖给废品商。他们这样每个月能挣三四万日元（1美元约合124日元）。另外他们还在小型超级商场的垃圾箱里“觅食”，因为这些商场常常把一些过了保质期的食品扔进垃圾箱。
一个名叫竹知的无固定居所者也靠拣废品维持生计。他专拣空的易拉罐，把拣得的易拉罐踩瘪，一公斤可卖80日元。他原是厨师，从16岁开始学徒。失去工作后，他在公园里搭了一个帐篷作为栖身之地。妻子已经离开了他，儿子已婚，剩下陪伴他的只有一只幼犬。他说：“我和小狗来到这里已有5个月了。这里冬天很冷，夏天有蚊子，日子很不好过。我在这里也很自在：没有限制，没有老板管束，没有邻居打搅。”多数无家可归者都很重视这种苦涩的自由，相互间很少讲话。有些无家可归者组织起来抵制警察的驱逐，但多数无家可归者都是独来独往。
在这天晚上，我看到一个50来岁的妇女在公共盥洗室里洗碗，她的手被冻得通红。她和老伴住在公园里的帐篷里，老两口有时还能找点零工做，但所得难以糊口。他俩没有把自己的去向告诉已成年的孩子们，70%的无固定居所者都断绝了同家人的一切联系。她用手背擦了擦鼻子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活。我们不想成为他们的累赘。”像所有的日本新穷人一样，老妇把自己的遭遇看成是命运的安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