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辛格文章　直面中国

【美国《新闻周刊》4月16日（提前出版）一期文章】题：直面中国（作者亨利·基辛格）
在写作本文时，据说美国与中国官员的谈判已接近尾声。鉴于这起争端的事实依据取决于美国飞机当时是否进入了中国领空，以及哪一架飞机作出了导致碰撞的转向，通情达理的结果是释放机组人员并发表一份联合声明，重申双方对事件的说法，确定某种调查真相的机制。
这依据的是《上海公报》的先例。这一公报是1972年两国在断交20年之后重新建立外交接触的基础。在该文件中，美国和中国在一系列问题上表示了相反的观点，但还是在某些原则上取得了一致。其中最值得一提的是共同反对霸权———这里的霸权是苏联扩张主义的代名词———以及美国答应不对台湾海峡两岸的中国人一致认为只有一个中国的看法（这是当时北京和台北官方的一致立场）提出挑战。
这一次很可能出现类似的结果，因为北京的领导人肯定知道，到时候———而且过不了很多天———美国舆论会开始把被扣留的机组成员称做人质。在此之后，这个问题将会变成一次损害未来两国关系的冲突，不管它最终得到怎样的解决。同样显而易见的是，通过在它所谓的“竞争关系”中加入重要的合作因素，布什政府对此次危机的灵活处理正在为这种关系赋予实质内容。
恰恰因为侦察机事件可能标志着长期对话的开始，理解两国在处理外交的方式上所存在的文化隔阂是重要的。
理解两国文化隔阂
美国领导人是在这样一个社会里长大的，这个社会在其不过两个世纪的历史中始终把和平与进步看作是寻常之物。因此他们强调个人亲善和私人关系是解决国际争端的重要因素。
而中国在其持续五千年没有间断的历史上，目睹了太多的动乱和悲剧，以至于不敢相信个人的善意。在历史的长河中，个人的存在无疑是短暂的。
美国一直通过理想主义、意志力、组织以及有利的地理位置等的结合来战胜挑战。中国有许多伟大的成就值得赞扬，但它也遭遇过极限，碰到过只有通过忍耐才能克服的问题。中国人对时间的感觉与美国人有着完全不同的节律。当一名美国人被问及某一历史事件的发生时间，他会指出一个具体的日期；而当一名中国人讲述历史时，他讲的是某个朝代发生的事。在中国历史上，至少有8个朝代的持续时间分别超过了美国的全部历史。
美国人考虑的是用具体的办法解决特定的问题。中国人考虑的是没有确切终结的过程。美国人相信国际争端是由于误解或恶意所导致的。前者的解决办法是劝说，有时需要相当的耐心；对于后者，则需要战胜或消灭作恶者。
中国人的态度是不受个人感情影响、有耐心和超然的；这个中央王国害怕表现得像个恳求者。在华盛顿期望诚恳和善意成为国际关系润滑剂的时候，中国却以为政治家们事先在家里已经做好了准备，因此能够理解微妙的潜台词。
中国人的谈判策略
中国人的谈判策略也反映出中国的历史经历。在过去三个世纪里，这种经历使它从一个在本地区占统治地位的国家变成了一个耻辱的殖民统治对象。因此中国的外交同时表现出两种风格。作为中央王国的继承人，中国外交官很会讨人喜欢。对方会因为被当成“老朋友”接纳到中国“俱乐部”中而受宠若惊，这种姿态使意见分歧在人情方面变得更加复杂。当中国人进行中央王国式的外交时，他们会巧施计谋，引诱对方作出中国方面希望的提议，这样中国人的默许看起来就像是给对方的一个恩赐。
因此在我1971年秘密访问中国时，周恩来曾设法让我请求中方邀请尼克松总统访问北京。我们确定好一个方案，其中泛泛地提及尼克松在当选总统之前曾表示过的访问中国的愿望，并搭配上了中国领导人提出的具体的访问邀请。
但是，在面对它所谓的殖民主义遗产时，中国往往会变得趾高气扬，以显示其不屈服于压力。任何屈服或表明没有认真对待中国领土完整的迹象都会引起它强烈的———在美国人看来是过度的———反应。对北约轰炸中国驻贝尔格莱德使馆长时间表示的愤怒，以及在侦察机问题上的不妥协态度，就可以证明这一点。
寻求新的稳定关系
反差鲜明的两种外交风格在最近这次危机的最初阶段产生了一种对抗气氛。美国政府说，扣在中国军用机场上的那架美国飞机享有豁免权，因此要求立即交还飞机。不管在法律上是否站得住脚，所谓侦察机享有受到保护的法律地位的说法肯定会引起中国的强烈反应。
不过，一旦国务卿鲍威尔和布什总统从常人的同情心和实际解决问题的角度去处理这一问题，产生建设性结果的大门便打开了。
到了这种程度，这场危机最终就可能为两国之间一种新的、成熟和首先是稳定的关系奠定了基础。多半是因为双方在理解对方的文化和行为准则方面存在的差异，两国几乎很少能够成功地使中美关系保持长期稳定。
20世纪初，美国的对华态度完全是受传教士和商人的影响，而这两种人往往不顾及中国社会遭受欧洲列强殖民主义奴役而蒙受的耻辱。在30年代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国被视为日本侵略的受害国和勇敢的民主盟国。在共产党赢得内战的胜利之后，在美国公众的心目中，中国变成了意识形态和战略敌手的化身。毛主义好斗的学说、中国干预朝鲜战争、美国对中国国内制度的厌恶、美国第七舰队进入台湾海峡……所有这一切加在一起产生了这样一个时期：两国在近25年中没有外交关系，而且几乎不存在任何接触，有的只是互相漫骂。
对抗不是战略选择
现在，我们处在一个完全不同的时代，出于战略和经济考虑，从长计议，需要一个稳定的时代。中国的情况是复杂的。我们70年代与之打交道的老一辈中国领导人与目前的领导人相比具有更多的“中心王国”的传统色彩。目前的领导人治理的是一个其经济主要由市场和现代技术形成的国家。下一代领导人将具有更多的现代气息。
在美国，有两种学派主导着这场辩论。克林顿政府的主张可以归纳为口号式的“接触”和“战略伙伴关系”。以威尔逊所谓由民主国家组成的世界不能树敌———至少不能有准备用武力来维护其主张的敌人———的假设为依据，在贸易、环保、科技等多方面的接触据信有助于加强主张国际合作和国内多元化一派人的主张。
持相反观点的一派人认为，中国是一个有道德缺陷、不可避免的对手———眼下是在台湾问题上，最终将在西太平洋问题上，迟早还会在全球均衡的问题上。根据这派人的观点，美国因此不应该把中国视作一个战略伙伴，而应该像它在冷战期间对待苏联那样来对待中国，即把它当作一个对手，一种挑战。一有可能就把贸易减少到只局限在非战略商品范畴，建立一个亚洲联盟来帮助美国分担保卫亚洲和遏制中国的责任。鼓吹这种观点的人把台湾当作一个独立国家，一个军事前哨阵地。他们实际上是要废止作为70年代初以来中美关系基础的“一个中国”政策。
布什总统面对的一个根本问题是，在这两种观点中哪一种真正符合美国的需要。拒绝从未发挥过作用的战略伙伴关系是一回事，奉行曾经对苏联使用过的冷战遏制政策并按照中国好像是一个永久的敌手那样来行事，又是另一回事。
奉行冷战遏制政策可能会使美国在亚洲乃至在全世界遭到孤立。正如它在上个世纪几次战争中所证明的那样，美国将抵制任何国家试图取得霸权地位的尝试。它所面临的挑战是如何制订一项面向合作而同时又果断抵制侵略的政策。
与中国对抗应该是不得已而为之的最后一着，而不是一项战略选择。布什政府对侦察机危机的处理是朝着这个方向迈出的第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