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正走向知识社会

作者尼古·施特尔认为，每五年可以利用的知识就会翻一番，今后的时代是知识劳动的时代，知识在各个领域日益成为人类行为的基础和准绳。知识社会的未来肯定充满大量的不可靠性、出乎意料的倒退和惊人的效应（名家专论）
【《德国》双月刊2—3月号文章】题：知识世界（作者　德国汉泽科学院研究员尼古·施特尔）
现在，每五年可以利用的知识就翻一番。从工业社会到知识社会的过渡给我们带来哪些影响呢？
知识使统治弱化
正在形成的社会秩序的基础建于知识之上。我们正面临着迅速的社会变革，这一事实并不鲜见。过去，社会发生剧烈变革的时代也经常出现。而现在，社会、经济和文化变革的价值取向和动力都是不一样的。当知识不仅是现代经济的基本特征，而且从总体上已经成了社会的组织原则，那么把这种生活方式称为知识社会就是恰当的。这意味着，我们完全基于我们的知识来适应现实生活。
在20世纪50年代，德国社会学家赫尔穆特·舍尔斯基描述了一种梦魇：电子计算机的应用会使集权国家这一问题恶化。他做出这个预言的理由是，“这样的政府机器要求无条件服从”。半个世纪后，美国企业家和未来社会学家比尔·乔伊也警告说，他对纳米技术的独立化趋势感到害怕。他说，“这种技术和将来的其它一些技术可能会将人类变成一种面临灭绝的生物”。
这一现象产生的根源在于过高估计了现代科学的力量。然而另一方面，恰恰是科学和技术导致现代社会关系日益公开和越来越没有把握。和以上所有预言相反，实际上我们今天已经处在一个庞大统治机构（国家、教会、军队）时代的尾声。人们对其代表人物的行为方式的怀疑越来越大。其行为方式的调整、规划以及预测变得更为困难，社会也因此变得更脆弱。然而，造成这种状况的责任并不在于言之凿凿的全球化和各种关系的经济化，而是知识使统治受损。工业社会时代已经临近尾声，确保其社会秩序所需要的能力和技巧已经失去了意义。正在形成的社会秩序是以知识为基础的。
知识劳动的时代
人们可以把知识定义为“行动的能力”或者使某事“进行的”可能性。因此，科学和技术知识不是别的，首先是行动的能力。科学和技术知识在现代社会中所起的特殊作用不是产生于这样一个事实，即人们在很大程度上似乎可以把科学知识视为真正的、客观的、符合实际的，甚至是无可争议的评判标准，而是产生于下述事实，即知识每时每刻都在提供新的行动可能性。
在现代社会中，“知识型劳动者”的任务就是使科学知识变为“可以使用的知识”。这种发展的新意就在于智力型劳动所要求的工作岗位大量增加，而那些对知识能力要求不高的工作岗位的数量则急剧减少。结果是，从事物质生产和物资交流工作的人数大大减少。
知识社会的生活方式
社会制度变得脆弱显然是现代社会的活动家们的行动能力（不平衡地）扩大的结果。大机构的权力不断被活动能力逐渐增强的小集团削弱或者被取代。社会制度变得脆弱意味着，不仅所谓的强力机构对社会的“控制”变得更困难了，而且对社会发展的预测也变得更加困难了。这些社会变革应该归因于，科学不再仅仅是启蒙所需或揭开世界之谜的钥匙，而是代表了世界的发展，在这个世界上，知识在各个领域日益成为人类行为的基础和准绳。换句话说就是，我们必须完全基于我们的知识来建立我们的现实世界。当然，知识对于人类的共同生活一向起着作用，一切个体之间的关系原则上基于人类之间一定程度上的相互了解。但是，统治从来不单单依赖有形的权力，而是依赖知识的优势地位。社会的再生产不仅是有形的，对人类来说，也是文化的再生产，也就是说，是知识的再生产。从这种意义上说，人们大可把过去的社会形态描述为“知识社会”的早期形态。例如，以宗教兼法律的犹太教经文知识为结构基础的古犹太社会、以宗教兼天文学及农学为统治基础和组织原则的古埃及社会。再如，罗马文明、中华文明最终都基于知识或者信息技术的优势。权力和统治在那时也决不仅仅意味着有形统治。就这点而言，人类的知识有着共同的、符合人类学理论的特征。
知识的社会作用
然而，理解现代科学和技术的社会功能的努力往往走入死胡同。无论是性质保守的还是自由的社会分析通常都汇集于一种悲观的预测：未来科学知识将占优势，技术产物将处于统治地位，不仅人类的天性和感情生活将被摧毁，而且他们的智力和自由意志也将被摧毁。然而，如果人们想了解当今的政治、社会和经济现象，那么就必须抛弃这种陈词滥调。正是急剧增强的行动能力改变着现代社会的机构。个人行动机会增加并不总像旅游、获取信息或者消费那样必然带来幸福和满意。在有关哲学、神学、政治学和社会科学的讨论中，个体更多地表现为在强权机构下失去保护的“牺牲品”。由此说来，是由于科学和技术如此的成功，才使人类变得“无能”。因此，人们经常讨论的问题是：这类发展导致个体参与感减弱、孤立性增加、个人隐私暴露、无助感增强。
现代社会的特点是自我产生机构和自行选定未来，因此，它也具备自我摧毁的能力。但是，因此造成的政治脆弱和社会不稳定不是由于“自由民主”，而是由于它是“基于知识”的社会，正是知识增强了自由社会的民主潜力。
人们对现代社会中知识、信息和技术能力的作用进行了多层面的讨论。片面性是这些讨论中出现的一个显著特点。尤其突出的问题是通常将个人与专业知识、与技术能力分离开来，并由此产生所谓的“牺牲者”，如受剥削的消费者、受冷遇的旅游者、意志薄弱的病人、感到无聊的学生以及被操纵的选民。
知识带来不确定性
有关知识社会地位的讨论在以阶级、国家、行业或者科学为中心的观点上，长期以来一直存在着偏见。对知识社会地位的现实评价必然导致这样的结果，即知识的扩展不仅带来“捉摸不定”的风险和不确定性，而且也会带来“自由的行动潜力”。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从此以后每个消费者、病人或者学生都能很好地理解日常行动的关系，从而把它们看成是透明的、可以理解的，甚至是可以掌握的。也不要认为，社会行动能力加强就能带来个人很难控制的风险性、偶然性、任意性和繁琐性的结束。知识在社会上的扩散以及与此相关的行动选择增多也带来了社会的不确定性。因此，科学首先是不确定性和社会政治问题的根源。知识社会的未来肯定是充满了大量的不可靠性、出乎意料的倒退和惊人的效应。日益增长的社会脆弱性将会提出新型的道德问题。当知识成为“现代社会的基本特征”之时，知识的生产、再生产、分布和实现就不可能摆脱政治的争论。今后10年最重要的问题之一是对知识的监督和控制。因此，它必将伴随着新的政治领域———知识政策———的发展而来。知识政策将对快速增长的新知识起着调整作用并对其发展产生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