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验卡扎菲的利比亚

体验卡扎菲的利比亚 本报驻开罗记者　田斌
对外界来说，利比亚是一个陌生而又神秘的地方。由于常年受西方的制裁，利比亚与外界接触不多，加之外国记者极少涉足那里，国际社会对利比亚的真实生活知之甚少。前不久，我与新华社驻中东总分社记者霍娜一起前往利比亚中部海滨城市苏尔特，采访于3月初在那里召开的非洲统一组织特别首脑会议。透过长期蒙在利比亚头上的厚厚面纱，我们看到了一个真实的、鲜为人知的利比亚……　■忍饥挨饿奔赴苏尔特
我们于2月27日晚从开罗乘班机到达利比亚首都的黎波里。由于首脑会议是在距的黎波里500公里的海滨城市苏尔特召开，所以我们第二天便与采访此次会议的其他外国记者一道，乘坐利方提供的大巴前往苏尔特。
28日上午10点左右，我们接到利方官员的通知，说上午有车去苏尔特，愿意乘第一辆大巴走的记者登记一下。我们商量了一下，认为早一点去苏尔特熟悉情况对采访有利，便回到房间迅速收拾好行李，到饭店大堂里等候。谁知一直坐等到12点，利方官员才通知我们上车。上车之后，又是漫长的等待。饭店中午1点钟开饭，由于不知什么时候开车，车上的记者虽然焦躁不安，但谁也不敢下车去吃饭。直到1点40分，本该上午出发的大巴终于启程了。
2月底的利比亚，太阳已经开始让车里的人感到它的火热。此时，早餐吃的鸡蛋、面包早已消化完了，口也渴得厉害，而利方没有一点要吃午饭的表示。
这时，我们才深深体会到行前总分社一位老记者向我们介绍的“经验”。这位记者80年代末曾去利比亚采访。当时利方组织工作很差，事到临头才能知道下一步干什么，记者们总是需要在一无所知的情况下耐心等待。此外，利比亚对西方抱有偏见，因此对不会说阿拉伯语、只说英语的记者也另眼相看。我们这位记者当时是与一位说英语的西方记者同去采访。在长时间的等待中，由于饥渴难忍，他同利方人员用阿语攀谈，套近乎，利方人员给他水喝，而对同行的那位说英语的西方记者则不予理睬。他的经验是，有吃的时候尽量吃，有喝的时候尽量喝，因为下一顿饭还不知是什么时候。
这位老记者的经验十分宝贵。幸亏霍娜行前有准备，带了些矿泉水和巧克力，暂时解决了饥饿问题。
大巴在公路两边单调的景色中继续行驶，直到5点钟左右，才在一个小餐馆前停了下来。
在店内坐下不久，只见服务员将一盘盘饭菜送到了坐在另一张桌子上的男记者面前。看着翠绿的生菜沙拉、炸得焦黄酥脆的鸡腿和浇上了土豆汁的米饭，腹中更觉饥饿难耐。一位南非女记者开玩笑地说：“看看，这就是利比亚，男士优先。”等了很久还不见饭菜送来，我们不得不招呼服务员，解决了吃饭问题。
我们这些记者都是应利比亚政府邀请而来的，利方表示除了机票自理外，一切食宿、交通费用全由它承担。我们想当然地认为这是一顿免费午餐，谁知就在我们要离去时，被告之每人需交10个第纳尔（约7美元）。记者们又纷纷挤到收款窗前，交钱、开报销单，一片混乱。满载着外国记者的大巴继续前行。晚上9点半，我们终于抵达了利比亚领导人卡扎菲的故乡——苏尔特。■夜宿“泰坦尼克号”
大巴在一家灯火通明的多层楼饭店前停下，记者们准备下车，可利方人员叫大家别动。一会儿便传来消息：这里的房间已客满，我们要住在船上。
“泰坦尼克号！”大家不约而同地说出了一部著名美国电影的名字。大巴离开饭店，向黑沉沉的远方驶去。拐过几个弯后，远处海岸边出现了亮着灯光的两艘巨轮，那就是我们的“泰坦尼克号”。下了车，没有电影中殷勤待客的船长和服务生，只有宽大但空荡荡的船舱，大敞着等候我们的到来，甲板上为迎接我们这些客人而新涂的绿漆还散发着刺鼻的味道。记者们拖着行李，排着队，等开箱检查后，才能到船上接待处登记住宿。等我们拿到钥匙，已是晚上10点多了。
打开房门，昏暗的灯光下映入眼帘的是一间约5平方米的小房，角落里摆着一张狭窄的双层床，在床头和右角落之间塞着一张小桌子，在床尾处也塞着一个类似小学生用的桌子，这就是房间里的全部设施，没有台灯，没有电源插座，更没有电话。
卫生间在一进门的左手处，狭窄的卫生间里便盆、洗脸池和淋浴池紧紧挨在一起。洗脸池上方贴着“节约用水”几个字，水龙头也是节约型的：用手将龙头按下去，水便流出来，手一抬，水就停。洗脸时，只能一手按水龙头，一手接水，像猫洗脸那样一点点往脸上撩水。尽管一路上风尘仆仆，但洗澡是不可能了。直到第二天我们才知道，这是一次有53个成员国参加的非统组织首脑会议，40多个非洲国家派出了代表团，另外还有国际组织的代表团和报道这次会议的400多名记者。不仅仅是我们这批记者，就连一些与会代表团的成员也不得不住在这艘“泰坦尼克号”上。■新闻中心里的较量
为了替宣布非洲联盟正式成立作宣传，利比亚邀请了许多国家的记者进行报道。看得出，利比亚为记者迅速发送消息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在苏尔特的一家饭店里，在非洲国家首脑们聚会的苏尔特会议中心，都设立了新闻中心。两个新闻中心都配备了免费国际长途电话、文传机和接入互联网的计算机。
设在苏尔特会议中心的新闻中心规模最大。宽敞的房间里摆放着10台兼容英文和阿拉伯文的上网电脑，约10台文传机兼国际长途电话机，两台34英寸的大彩电高挂在房间的两端。但报道这次会议的记者多达480名，除了文字记者外，还有摄影记者和电视台记者，这些设备显然不能满足记者们的需要。
首脑会议正式开幕和闭幕时，新闻中心上演了一场记者大战，大家争着抢占为数不多的电话。为抢时间，有些非洲记者直接通过电话将写好的稿件口述回编辑部，许多阿拉伯国家的记者则采取传统的手写稿件的做法，写好后通过文传机传回去。我们使用的是便携电脑，写完稿后将附近文传机上的电话线摘下来，插入我们的电脑，拨号上网发稿。包括美联社和路透社在内的西方记者，大多通过上网电脑发稿。在这次报道中，因特网发挥了重要作用。一位为美联社效力的埃及人在完成报道任务后感慨地说：“我们都应该感谢比尔·盖茨，不是吗？”■奇特的空中旅行
在利比亚遭受制裁期间，开罗直飞利比亚首都的黎波里的航班被关闭。据老记者介绍，那时要从开罗去的黎波里，必须先乘飞机到突尼斯，然后再从突尼斯换乘大巴，行程四五个小时才能到达的黎波里。我们这次采访是在联合国中止制裁之后，开罗与的黎波里之间的航班已经恢复，飞行时间只需2个半至3个小时。按说这应该是一次相对轻松的旅行。但事实远非如此。
其一是客机上不对号入座。从开罗机场办完登机手续，我们发现登机牌上没有注明座位号，这意味着谁先上客机，谁就可以挑座位。
其二是旅客自己核对行李。如果你在办理登机手续时托运了行李，这还不能算完，你必须在登上客机前，从卸在客机附近的一大堆行李中挑出自己的行李，再将行李交给机场行李员。
其三是飞机上可以随意抽烟。目前几乎所有的国际、国内航班上都已禁止吸烟，或者设置专门的吸烟区。对于从开罗到的黎波里这种短距离飞行的班机来说，禁止吸烟似乎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但在我们乘坐的飞机上，烟雾缭绕，不少人就在自己的座位上吸烟，机组人员对此却视而不见。
此次利比亚之行，是对耐心和体力的一次严峻考验。我们定于3月3日从的黎波里回开罗。利方新闻官员上午11点半带我们离开饭店，可到机场才知飞机下午5点钟才起飞，我们只得在机场耐心等待。
5个钟头过去了，没有关于航班的任何消息。6点半左右，候机厅里突然响起了一片嘈杂声。我们以为要检票登机了，赶紧加入了排队的行列，但候机厅里没有任何有关登机的广播通知，也没有任何文字提示，机场人员连影子都不见，排队的人群很快就散开了。
过了不久，候机的人再次排起了长队，缓缓地朝前走。在行进过程中，不时有人通过关系，提前到队伍前面检票。与我们同行的一名埃及记者见状，也离开了队伍，不多会儿，他便带着一个人回来了。看那人的穿着打扮，像是机场官员。他走到我们跟前，用阿文问：“中国人？”那位埃及记者指了指我们佩戴的采访特别首脑会议的记者胸牌，官员便示意我们跟他走，埃及记者也一同离开队伍。
原来，那位埃及记者灵机一动，找到机场官员，告诉他这里有报道特别首脑会议的中国记者。利比亚与中国的关系友好，利比亚官员对中国记者也另眼相看，我们因此成了享受特权的人。这位利比亚官员口中总是说着“中国人，中国人”，领着我们穿过人群，让我们优先办理各道手续，率先登机。此时此刻，我们不仅感受到了利比亚对中国的友好感情，而且深深地体会到：做个中国人感觉真好！
经过漫长的等待，客机终于在晚上9点多离开的黎波里机场，飞往开罗。从上午12点到达机场，到晚上9点多钟客机起飞，我们一共等了9个多小时。尽管在这段时间里，我们的内心焦急不安，忍受着等待的煎熬，但客机在跑道上开始滑行时，我们便开始怀念起在利比亚采访的这段经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