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数成了教育的唯一标准

分数成了教育的唯一标准 “文凭病”流行埃及危及社会发展
【美国《洛杉矶时报》1月21日文章】题：只重成绩不看能力　埃及学生缺乏创意　（作者　莎拉雅·沙哈迪·纳尔逊）
放学的铃声敲响，开罗成千上万名中学生背着书包，行色匆匆往家奔去。不过，他们可不是想着看电视打游戏，也不是急着与朋友们聚会玩耍。
学生们只想快快回家打开课本，希望在课后把更多的科学、历史和哲学知识拼命灌到脑中。应“望子成龙”的家长们的要求，老师通常会在放学后去学生的家中辅导功课。
表面来看，这种学习劲头是忧心如焚的美国父母们求之不得的，因为他们都在想方设法把孩子们从五花八门的娱乐节目中拉出来。
但在有着1000万人口的开罗，这却是对整个埃及社会构成威胁的教育危机的征兆。
持批评态度者抱怨说，公共教育体制还是近80年前埃及君主制度下的产物，如今只不过愈来愈僵化，只看重学生如何在全国统考中拿到好成绩。
开罗大学的经济学教授莫纳·巴拉代伊说，就连大学也都粗制滥造地推出一批又一批“高分低能”的毕业生。由于学校只强调死记硬背，而不是激发学生的创造性思维，这样做的结果是，毕业生们通常对市场上日新月异的技术革新毫无准备，不知所措。
在开罗某大学任教的社会学家马德哈·萨夫提也说：“教育价值观念成为笑柄。”
在公共教育体制下，分数不仅决定学生能否迈入大学校门，而且还决定他们所从事的职业。例如，要攻读工程或医学，学生就必须在中学时代结束时举行的全国统考中，各科分数在90分以上。
全国统考也决定学生能否升级。除此以外，没有别的标准——课外活动、教师评估或课堂表现等等——来衡量学生的能力。
学术界一些人士把埃及人只重成绩不看能力的弊端称为“文凭病”。这也是一些非洲和中东国家的通病。
在一个致力于学校改革的官方委员会中供职的教育学教授哈米德·阿马尔说，政府历来难以实现突破，改革的阻力根深蒂固。例如，试题略作调整就会导致家长们怨声载道。
美国国际开发署考试中心负责人拉斯安妮·霍扎因说：“在埃及，如果一个学生得了高分，这就成了整个街区的荣耀。”但萨夫提说，高分并不能转化成创造性思维，并不代表具有真才实学；相反，学生们只是生搬硬套他们死记硬背的东西。
与此同时，指望从中大捞一笔的教师大有人在。他们收取的家教费用可能占一些家庭月收入的1/4或更多。
17岁的阿里·穆罕默德说，他的父亲是法官，可以每月支付40美元请家教，每周辅导他6个小时。他说：“如果没有家教，很难取得好成绩。”
这些日子以来，媒体连篇累牍地报道一些家庭为支付越来越高的补习费用而含辛茹苦的故事。
巴拉代伊在去年3月份的一篇报告中写道，日益上涨的家教费用反而使文盲率水涨船高。根据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最新数据，埃及男子的识字率为64%，妇女仅占38%。
巴拉代伊写道：“免费教育已成为‘空头支票’，尤其是对穷人而言，这主要是由于家教越来越普及，而费用越来越高的缘故。”
阿马尔说，几十年来，教育机构对授课工具和教学方式的严格控制有增无减。他回忆起50年代末差点让他丢掉饭碗的那件事。
为了教授有关尼罗河的课程，阿马尔让学生们在室外自己动手，用沙子和水龙带构造河流模型。兴高采烈的孩子们在自制的河面上放小船，连珠炮般地问一个又一个问题。他们学到的东西远远超过对教室墙上地图的研究。
阿马尔说：“令人遗憾的是，正在我们兴致勃勃、忙得不亦乐乎的时候，教育督察员恰好来学校视察。他们把我叫到校长办公室说，如果胆敢再这么干，就炒我的鱿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