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与世界

风险和回报
这些真知灼见使我得以把凯恩斯理论和政策的种种经常遭人批评的不一致性同他的经济观点的基本连续性相调和。我渐渐地认识到，《通论》是凯恩斯的思想在一种特定的宏观经济模型中的概括，这包括他长期关注不确定性对商业预期的影响、不确定性和货币之间的联系、货币心理学和他随之而来的对稳定政策的长期提倡。
在凯恩斯看来，不确定性是所有人类生活的状况——这条思路可以追溯到他早年在概率论方面的研究成果。所有的行事者都苦于对未来了解不足，并且采用种种只有一半理性的策略来对付这一问题。
在经济生活中，持有货币就是这些策略当中最重要的一项。货币作为通用购买力的作用提供了推迟投资和消费决策的可能性。对于货币，凯恩斯注重它作为价值储蓄手段和作为逃避对经济活动承诺途径的作用，这是他对经济学的独特贡献之一。这种火花在他的所有著作中闪现。
在凯恩斯很分散的有关货币心理学的论述中，他把货币干扰经济的作用同货币本身倾向于变成一个欲望的对象（用马克思的话说就是盲目崇拜物），而不是一种满足欲望的手段，联系在一起。"囤积"这种心理倾向并不仅仅是对不确定性的一种不太理智的反应，而且表达了一种反常的人类渴望，即"为了爱财而爱财"。
按照古典学派经济学家的教导，经济萧条是罪恶的果实——不过这种罪恶不是骄奢淫逸，而是高利贷。这是一个中世纪概念，凯恩斯认为它与他自己的有关利率的"流动性偏好"理论是相同的。
凯恩斯的"科学"
在这种关于经济生活的设想中，一个经济体没有任何实现充分就业的自然倾向，这一看法是其所暗含的。凯恩斯最终决定将这一设想体现其中的分析模型阐明了"在就业不足情况下实现均衡"的逻辑可能性。
从形式上讲，与任何给定的一系列预期值相对应，存在一个稳定的就业和产出水平。这无须是充分就业的水平。正是通过货币的存在，有关未来的预期影响目前的生产决策。在一件技术性工具，即理查德·卡恩所发明的乘数的帮助下，凯恩斯证明了，在需求遭受一场冲击之后，是收入的减少使"储蓄倾向"与减轻了的"投资诱因"在一个就业和产出的低水平上实现平衡
这是他的从严格意义上讲的"科学"成就。所谓的收入-开支模型成为"科学"凯恩斯主义的核心。利用这一政策工具，政府可以随时调整总开支水平，使之同任何希望的就业水平相适应。
《通论》的"科学"部分是凯恩斯设想的一种偏斜的正式化，是在对资本主义的信仰很薄弱的时候，为了加以解释和实现控制而建立的一项理论。正如《经济学家》于1951年1月27日并无偏向的评论所说："它们（凯恩斯的理论）展示了在某一时刻和给定条件下，各种经济规模之间关系的基本条件，但并没有体现在这些条件下决定变革的强有力规律。"
凯恩斯传第三卷囊括他的晚年（1937年-1946年），把读者从萧条经济学引向充分就业经济学，以及战后世界对通货膨胀的专注。当然，使世界恢复充分就业的是重整军备和战争，而不是以理论为依据的凯恩斯主义政策。
但是，在知识领域冒险精神的一项引人瞩目的表现中，凯恩斯展示了，他的"科学"模型用来对付"通胀差距"像应付"产出差距"一样轻而易举。他的反通胀檄文《如何支付战争的费用》（1940年）得到了他的"科学对立面"弗里德里克·哈耶克的热烈称赞。
哈耶克于1940年3月3日给他写信说："我们在有关稀缺问题的经济学上看法完全一致，尽管我们在这一理论何时适用问题上有分歧。"针对哈耶克于1944年发表的《通往奴役之路》，凯恩斯对哈耶克以一封热情洋溢的信作出答复："从道义和哲理上讲，我对几乎全书都很赞同，不仅赞同，而且是在被深深打动的情况下赞同。"即使在战争时期，凯恩斯依旧是自由派，厌恶配给制和物价管制。
凯恩斯参与建立了布雷顿森林体制，他创建了大不列颠艺术委员会，影响了战时和战后的财政、货币和社会保障政策；在战时5次执行赴华盛顿的使命期间，他都徒劳地努力维持英国的金融独立，企图使之免遭美国左右。这一切都是在他患有严重的心脏病背景之下进行的。他的所有这些活动使这一三部曲达到了一个高潮。
1946年4月21日凯恩斯逝世时莱昂内尔·罗宾斯写道："他把一生献给了国家，这一点确切无疑，就好像他是在战场上倒下一样。"
遗产
假如我与凯恩斯相识，我会喜欢他吗？我有生以来对这个问题所能作出的唯一理智的回答是："是的，非常喜欢，假如他喜欢我的话。"因为，对待自己喜欢的人，他魅力十足而又和蔼可亲；而对自己不喜欢的人，他在见面时和提起时，则可能会十分粗鲁。每逢有嘲讽人的机会，他总是抵制不住这种诱惑。有人评论说，在他那一代人中，让与自己有接触的人多有自卑情结的，非凯恩斯莫数。但是，除此之外，他在才能、道德和语言上的魅力是十分显著的，正如他留给我们的著作和谈话记录所表明的那样。这也是他经久不衰的迷人之处的主要原因。
我认为，凯恩斯主义经济学今天仍有生命力的部分并不是他的"富于科学性"的证明，即实现就业不足情况下的均衡是可能的，而是凯恩斯的一种出于本能的认识，即市场经济具有内在的不稳定性，这种不稳定来源于金融市场的逻辑。对市场资本主义，既不应放任自流，也不应当废除，而是应当使之稳定。大多数宏观经济模型所依据的仍然是凯恩斯主义的各项总量和它们之间的关系。但是，政府不再像凯恩斯主义"微调"的鼎盛时期那样直接或是不懈地寻求控制这些总量——价格、产出、储蓄和投资。
货币政策现已取代财政政策，发挥短期稳定器的作用。预算应"在周期里"达到平衡。仅在紧急情况下可以允许有人为的赤字。这就是说，虽然政府保持了自己在减少不确定性方面提供帮助的角色，但是，它们竭尽失误和蠢行之能事的经验表明，应当少采用这种随意的政策。而凯恩斯的设想注重通过建立在规则基础上的制度来稳定商业预期——在固定汇率的布雷顿森林体制中，他就采纳了这一观点。
1939年，凯恩斯预言，世界永远也不会"完全地"恢复凯恩斯主义以前的经济政策。他在这个问题上是正确的。他有一句最著名的格言："在长期里，我们大家都必死无疑。"但与此相反，凯恩斯今天依然活在人间。（四·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