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与世界

当然，凯恩斯的伟大著作《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已经不可能被当作金科玉律来对待。它的关于经济可能会陷入萧条的短期模型显然是导致1929年到1933年大萧条的特殊局面的产物。凯恩斯要想在当代获得生命力，则他的经济哲理就必须摆脱一种严格的理论限定：他正是在《通论》中窒息了自己的这种哲理。
有三项真知灼见帮助指导了我。第一项是约瑟夫·熊彼特对一位经济学家的洞察力和他对分析方法的划分。凯恩斯把这种区分应用在自己身上。1933年，他在剑桥大学对自己的学生说，经济学家所知道的总是比他自己所能够说出的多。他接着说："当你采用完全精确的语言时，你就是试图在没有思想能力的人们面前表达自己的思想。"
凯恩斯的批评是徒劳的。从他的时代以来，经济学已经变得十分形式化，或者说是数学化，以致连经济学家们也无法理解彼此之间都在说些什么，更不用说那些受过教育的公众了。作为一名经济学家，凯恩斯的魅力总是对那些偏爱丰富思维能力，而厌恶精巧证明的人们起作用。
第二，我受到阿克塞尔·莱永胡武德的影响。在《凯恩斯学派经济学和凯恩斯的经济学》（1966年）一书中，莱永胡武德说，一位思想家的思维"会显示出一种前后一致性和发展的连续性。一旦掌握这一点，就有可能把他的著作看成一个能够自圆其说的整体"。这一论断十分切题。凯恩斯一生的著作中有一种明确无误的家族相似性。在所有这些著作中，经济的动荡都是在货币和金融领域中开始，然后转移到"真实经济"之中，而不是相反。一个经济体若不采用信用，则凯恩斯所发明的宏观经济学在其中就是多余的。"利息"和"货币"与资源利用之间的关系好比马匹和马车。
此外，彼得·克拉克在他的杰作《进行中的凯恩斯主义革命》（1988年）中的阐述也给我留下深刻印象，使我了解到，凯恩斯在理论方面，耳朵是多么贴近政治和行政管理这一地面。在凯恩斯身上，公务员的影子是很大的。理论必须始终能够为政策服务，即使它的影响超出实际要求的范围。（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