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刊文章：中国的复兴与亚太未来（中）

（续昨）美国总统克林顿说过：“社会的推动力和经济变化的本性——再加上从外部世界获得信息的能力——共同随着时间的推移增加自由精神。”《纽约时报》对此有不同的看法，它认为：“几乎没有迹象表明中国的经济繁荣带来了具体的政治变化，甚至也没带来克林顿认为必然会出现的无形的自由精神。”而像多克·巴尼特这样的中国问题观察家则又有不同看法。他说：“对中国老百姓的政治控制已大大放松……如今中国的绝大多数人不但经济上富裕多了，而且还比以前拥有了更多的个人自由，他们可以选择职业、生活方式、个人兴趣和关系。大多数中国人现在有比以前多得多的获得各种信息的机会……多元化迹象——到目前为止还仅限于经济和社会方面的——不断增多。”　　
另一个弄清中国意图的办法是先不研究国内因素，而是依靠历史类推和用现实的眼光来看待中国，把中国看作是一个理性的国家。即便是在这个问题上，专家们的看法也不一样。在一些专家看来，随着中国国力的恢复，它显然希望重新获得地区支配地位。这会使它与美国发生冲突。其他专家则认为，中国将希望成为一个全球性强国。新加坡资政李光耀认为：“中国从来就不是一个狂热地想在全世界传播其生活方式的国家。它也从来不赞成扩张，至少在从明朝以来的５００年中是这样。中国现在主要关心的是国内的事情，而且在今后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是这样。”一种观点认为，中国对美国构成地区性挑战而不是全球性挑战的可能性较大。　　
国家利益可以随时间而变。每一个国家都有许多愿望，这些愿望列出来就像一份没有价格的菜单。但是，要在特定的形势下阐明国家利益，就需要了解各种限制和代价。就中国本身而言，它很可能想强行收回台湾，确保控制南中国海和确立自己作为东亚地区首要国家的地位。但是，中国领导人不得不面对其他国家造成的各种限制，不得不在各种目标之间进行协调。鉴于中国把经济现代化和依靠外国市场和资源作为首要任务，它不得不面对由自身造成的限制。它还要面对由美国的力量造成的限制，而这种力量不大可能消失。最后，它还要面对由与该地区其他国家的关系造成的限制。　　
在现实世界中，各国都需要重新阐明它们的利益。８０年代初，中国避免与防止核武器扩散制度粘连；到了９０年代，除了与巴基斯坦有关的一些不太重要的例外情况之外，中国基本上改变了立场，开始遵守《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此外，在９０年代初，中国的态度是不赞成全面禁止核试验。到了１９９６年，中国重新阐明了其利益，并签署了《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草案。北京的国家利益的进一步演变将取决于美国和该地区其他国家的政策。　　
　　
　　
美国政策　　
与欧洲不同，亚太地区在冷战期间没有形成一个富国的机构网。而且，中国和日本没有像法国和德国那样在欧盟和北约这样的背景下和好。冷战的结束使亚太地区早些时候的旧冲突显露出来。因此，这个地区的一些国家增加了它们的军备，虽然到目前为止这仅导致了军备“竞走”，而非军备竞赛。　　
冷战期间，中国、日本和美国在亚太地区与苏联抗衡。苏联的解体使美国占据了支配地位；中国的分析家有时抱怨说，这个地区没有均势——而中国军力的增强可以恢复均势。美国人则警告不要改变目前的均势。两国分别利用这个词的两个不同的但是长期存在的含义：中国指的是大致平等的力量分配；而美国指的是目前的力量分配。一些分析家认为，美国可以避免与北京发生冲突，所需要做的就是退出这个地区，让当地的均势在中国、日本和复兴的俄罗斯之间形成。其他分析家则认为，目前的力量分配使这里出现了政治稳定，而这种稳定巩固了亚洲的经济奇迹。美国的优势是可以接受的，因为华盛顿距离这里很遥远，在这里没有领土要求，而且能够提供稳定，从而使当地没必要展开军备竞赛。这些分析家指出下面这个事实，即美国在这个地区驻军差不多受到这里所有首都的欢迎。（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