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学者论美对华战略（一）

美国《世界政策杂志》载文认为，美国内在对华政策上基本分成两派：遏制派和接触派。其实他们并无本质上的不同，目的都是想如何延缓中国上升为强国地位的速度。美国在东亚有两种可行的对付中国的总战略方案：遏制和海外平衡。海外平衡就是美国自己不直接与中国对抗，而是让该地区日本、印度和俄罗斯等国家承担遏制和对付中国崛起的责任，美国在安全的距离外旁观【美国《世界政策杂志》秋季号文章】题：不可靠的计划　副题：美国对华战略（作者　
美国海军进修学院客座副教授克里斯托弗·莱恩）　　
在美国外交和防务政策决策者圈子里，现在有一种普遍的看法认为，到２１世纪头几十年，中国将成为一个真正的大国。正如一位评论家所言：“１００年后的史学家在写我们这个时代时，可以得出如下结论，即最重要的事件是在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里出现了一个生机勃勃的市场经济——还有军队。”　因此，美国的决策者和分析家开始集中注意中国向大国地位上升的战略意义就不足为怪了。　
　美国对中国有两种对立的看法。一派把中国看作对美国在东亚利益近在眼前的威胁，因此主张华盛顿必须“遏制”中国。遏制政策基本上是一种地缘战略政策，它以美国的军事力量遏制中国的野心，并迫使北京在军备控制、武器扩散、贸易和人权等问题上遵守华盛顿的游戏规则。在有些人看来，遏制意味着利用美国的影响迫使北京同意使中国国内政治体制自由化。　
　另一派则认为，通过与中国接触——通过将它纳入全球经济和各种多边机构框架——可以驾驭中国向大国地位的提升，而且也可使北京在国际政治中“负责地”行事。接触政策是基于这样一种看法，即随着中国同外部世界接触的增加，它对“西方”（也就是美国）的政治和文化价值观的接触将导致中国国内的渐进性的政治变革。如此看来，遏制是一种更多地借重传统的治国手段（经济杠杆，特别是军事力量）的一种策略，而接触政策则是更加注重思想的力量。遏制政策认为，中国必须改变其国内制度，“否则将付出代价”。接触政策认为中国将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改变。遏制政策强调使用美国的力量。接触政策则强调同国际社会合作对中国的好处。　
　最近出版的两本书反映了这场关于中国的辩论的情况。它们就是理查德·伯恩斯坦与罗斯·芒罗合著的《即将到来的美中冲突》和安德鲁·内森与罗伯特·罗斯合著的《长城与空城——中国寻求安全》。虽然作者声称不能将他们归入遏制派或接触派，但很明显，伯恩斯坦和芒罗反映的是遏制派的观点，内森和罗斯至少在表面上是站在接触派一边。然而，对于未来的中美关系有一种已成为主流的共识，而在这种共识之内，接触派与遏制派的差别只有程度的不同，而无本质的不同，这一点也是显而易见的。　
　对于美国对华政策的辩论主要集中于几个突出的问题。中国是否正在变成一个大国，如果是这样，它会不会威胁美国的利益？如果中国正在变为大国，那么能否驾驭这种转变过程？中国与全球经济联系的增加是否会使北京变得比较柔顺？在约束北京的行动和帮助中国和平地纳入国际体系方面，国际机构能起何种作用？中国会否变得更加民主（美国为促进中国的民主应该做多少事情）？从美国的安全角度来看，中国民主与否有无区别？目前关于美国对华政策的辩论涉及的就是这些问题。然而，如果不进入看似险恶的国际关系理论的领域就不能正确地理解这场辩论。一个正在崛起的大国　
　对于中国正在作为大国而崛起这一事实，这两本书都说对了。十多年来，中国的经济每年以高于１０％的速度增长。而在此期间，美国的经济每年增长２％至３％。因此，从比较的角度来看，中国日益强盛，美国日益衰弱。中国的飞速发展是使中国向大国地位提升的动力。正是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与美国的经济增长速度之间的差别带来了如下前景（“如果目前的趋势继续发展”）：中国可能最终超过美国，成为国际体系中的支配力量。　
　这一例子也能说明另一个主要概念：相对力量的重要性。从绝对意义上说，美国今天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富更强。但是，美国的财富和力量如果拿中国和日本的尺度来衡量，那么从相对意义上说，美国则比５０年前、２５年前、甚至１０年前弱得多。因此，国家之间相对力量分配的不断变化，是大国形成的过程中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正如历史学家保罗·肯尼迪所证明的那样，相对经济力量的变化预示着新的大国的崛起，这些大国有一天将对“军事领土秩序”产生决定性的影响。中国的动力是什么　
　《即将到来的美中冲突》和《长城与空城》的作者都指出，中国的行为非常符合现实主义理论的预言。中国的决策者对相对力量问题和对一个国家的经济力量与政治力量之间的关系确实很敏感。中国的相对经济实力正在迅速增强：自８０年代初以来，中国经济惊人的发展速度，根据某些标准来衡量，把中国推上了世界第二大经济的位置。如果它的这种将近两位数的增长率能够持续到下世纪初的前几十年，估计它就会超过美国，而成为居于世界首位的经济。　
　伯恩斯坦和芒罗认为，中国经济实力的增长是因为采取了一种新的重商主义的经济战略，这一战略专门以“获得最先进的技术为目标，包括军民‘两用’技术”。　
　内森和罗斯也注意到，中国的政策受实现经济现代化的迫切需要的驱动。像伯恩斯坦和芒罗一样，他们看到中国的经济和贸易战略有一个清楚的定式：中国向美国出口低成本和低技术产品挣取硬通货，以购买对它的经济和军事现代化至关重要的高技术。正如现实主义理论使人联想到的那样，安全方面的考虑正在促进中国的经济现代化。中国领导人了解那种安全两难窘境（也就是说，只要中国虚弱，它就容易受到伤害），而且也正如伯恩斯坦和芒罗指出的那样，对国际政治持一种基本是现实主义的观念。北京认为由美国主宰的单极世界有一种固有的威胁。因此，中国决心“抗衡”占优势的美国力量（通过加强自己的能力），并主张建立一个多极体系，在这个体系中美国的势力将会减弱。（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