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大公报》文章：亚洲金融风暴揭秘

【香港《大公报》１１月９日文章】题：亚洲狙击战揭秘（作者　徐　
）觊觎病鹿　　
这是一场由“国际大鳄”——金融市场炒家——发动的亚洲狙击战。他们追求的是利润，是钱，其余一切都不考虑。　　
一位参与发动了东南亚货币风暴的炒家说：“我们就像在山岭上俯瞰着鹿群的豺狼。”　　
去年年底，他们已在虎视眈眈、跃跃欲试了。去年年底，也就是泰国今年７月终于不得不把泰铢贬值前的８个月，“豺狼”们已在伺机。在他们眼中，泰国已不再是亚洲虎，而是一头受了伤的猎物，一头叫嗜杀成性的“豺狼”难以自制的猎物。　　
这种冲动卑鄙吗？一头“豺狼”说：“不，我们猎杀了鹿群中的病弱分子，维持了鹿群的健康。”讳疾忌医　　
挑起他们兽欲的，是美国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一篇名为《亚洲奇迹的神话》的文章。文章发表在常常反映美国领导阶层观点的《外交》杂志上，指出亚洲经济的蓬勃发展主要得益于勤劳工作，以及从农业向工业转化的变革，而不是主要靠提高生产率的投资。　　
这引起了投机家们的注意，一头“豺狼”说：“我们看到文章就思忖：唷！唷！亚洲的增长可能有个限度。”　　
可乘之机在哪儿？注意力很快就集中到泰国身上。　　
１９９４年，泰国经济从内到外受到一连串冲击：中国把人民币贬值了１／３，泰国的出口竞争力受到了巨大挑战；接着，日元持续下滑，泰国的高附加值产品处境不利。由于泰铢同美元挂钩，泰国面对竞争对手由汇率变化带来的优势，难以应变。　　
此外，泰国人口虽多，受过教育、高素质的劳动力却有限，这造成工资急剧增长，进一步削弱了泰国相对于邻近国家的竞争力。更甚的是，外国投资继续如潮涌入。表面上，泰国经济仍然一片景气，市场开放，财政盈余，外汇储备有３８０亿美元，但骨子里已孕育着危机。例如，所欠外债急升至１０６０亿美元，比外汇储备多近两倍。至去年，经常项目收支的赤字，达到国内生产总值的８％。　　
过去，泰国的借债主要用来作工业投资、扩大生产力，但到近年，投资渐转向物业市场投机，转向股市汇市，消费者中也出现竞买豪华汽车、移动电话的热潮。　　
整个是个泡沫经济，一个非生产性的巨大泡沫。泡沫的耀眼光彩去年年底给“豺狼”们盯上了。　　
去年９月，“豺狼”们发觉，泰国的当政者已束手无策，不知如何自处。为了遏止工资膨胀和吸引外资，他们要维持高利率，高利率却又使本来债台高筑的泰国经济更加泥足深陷。　　
脱身之道之一是把泰铢贬值。　　
然而“豺狼”们估计，泰国会勉力支撑而不愿贬值，它的既得利益阶层不愿负上的美元巨债突然增加。为此，他们会进一步提高利率，而这么一来，会令大量企业破产，使本来陷入困境的银行业雪上加霜。授人以柄　　
“豺狼”们看到猎物已穷途末路之后，今年年初开始采取行动了。绍罗什和朱利安·罗伯逊等对冲基金的经理们开始向泰铢发动攻击。　　
一种方法是买入泰铢／美元的期货合同，如果泰铢升值，卖家赚钱；如果泰铢贬值，买家用较不值钱的泰铢结算合同就赚钱。对合同需求强劲，使利率上升，连泰国银行也加入发出类似合同的行列。　　
这结果成为致命伤，等于把袭击泰铢的武器送到投机者的手上。　　
很快，银行在２月和３月便发出了１５０亿美元远期合同，不少要一年后才赎回。结果，其中八至九成落在投机者手中。到５月，泰国银行知道这实际上是在给泰铢自掘坟墓，于是遽然停止发出泰铢远期合同。在劫难逃　　
到这时候，“豺狼”们已开始作最后的扑杀了。５月中，他们纷纷在市场抛售泰铢。泰国政府以强硬手段对付，并根据与新加坡、香港和马来西亚等地订立的协议寻求援助，在短短几天内耗资１００多亿美元吸纳泰铢。　　
泰国银行同时大幅提高利率，以增加投机者购买短期泰铢合同的成本。　　
事实上，泰国政府还用上其他的招术。据说，政府官员又是威逼又是利诱，要银行透露持有远期泰铢合同者名单，以便作“战略性施压”。内政部又对传媒采取行动，阻止发出对泰国经济不利的消息和言论。　　
投机家反过来利用泰国当局这些不适当的干预手段，传播泰国当局黔驴技穷的消息。美国一些银行开始在泰国刊登广告，招揽汇款到外国的生意。进口商忙于及早结帐，以防泰铢贬值，出口商则不敢让货款回国。所有这一切加剧了资金外流。政府则掩饰储备虚耗，说５月份只减少储备２０亿美元。投机家们通过在中央银行的内线人士得知，泰国的损失是５０亿美元。　　
到这时，泰铢贬值已不可避免，问题只是什么时候发生了。很多投机家估计泰铢会苟延残喘至７月，以让大小公司可以把损失拨入下半年帐目。７月２日，泰铢果然贬值，并在东南亚引发连锁反应。　　
经此一役，“豺狼”们大有所获，利润有多大？难有实数。一个估计是，超过３０亿美元。重振有期　　
东南亚金融风暴爆发并蔓延至全球，使克鲁格曼的理论重新受到注意。前澳大利亚外交官克拉克日前就此撰文，提出批驳。　　
文章说，西方一直有理论认为，亚洲经济之崛起完全是引入大量投机资金所赐，而克鲁格曼的理论则更进一步，说亚洲经济都是苏联式经济，即完全是靠资本与过剩劳动力之结合而形成，在技术改造上毫无意义。　　
克拉克就此提出疑问：没有技术改进，不断受中伤的马来西亚怎能生产世界１０％的电视机？它怎能从无到有发展起汽车工业，并向西方出口？　　
他认为，大部分进步其实是经济运作必须具备的社会和物质基础建设带来的。他指出，一个落后国家之所以落后，并不是因为它没有技术（技术是可以从外国投资者处购买或租用的），它所欠的是基础建设，或者说，其基础建设上的高成本抵消了其廉价劳动力的优势。但如果有人愿意在投资优惠的鼓励下向一个厂矿企业投资的话，基础建设得到某些改善，其他人就会发觉较易投资了，接着就会带来投资的旋风，直至劳动力成本上升至某一程度为止。这就是我们在亚洲很多地区见到的情况，泰国和马来西亚尤其突出。　　
文章说，的确，这投资旋风也带来了某些不希望见到的投机资本，例如在墨西哥，这种投机不但使劳工成本紧张，也使未成熟的银行体系紧张。不过，西方的经济也是由不断的兴衰循环构成的。　　
克拉克认为，亚洲目前的经济波动，其实是非常必要的调整过程，这不会削弱竞争力，而只会改善竞争力。从很多方面看来，这是成功带来的后果，东南亚国家会重新振作。　　
文章最后指出，日本８０年代早期的进步是故意抑制日元汇价、促进出口、减少进口的结果。克拉克警告，如果其他亚洲国家也这样做，西方才真的麻烦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