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家欢乐几家愁

【美国《华盛顿邮报》１０月５日文章】题：东欧的怪事　副题：为什么有的国家繁荣，有的国家衰落（作者　
欧洲问题专家蒂莫西·加顿·阿什）　　
２０年前，欧洲的一半国家仍受共产主义统治，生活在贝尔格莱德并不比生活在华沙坏多少。在某些方面贝尔格莱德可能比华沙好。波斯尼亚农村地区的生活同捷克斯洛伐克农村地区相比也没有太大的不同。但是，今天这些地方简直有天壤之别。贝尔格莱德受到沉重打击，而华沙则欣欣向荣；波斯尼亚已四分五裂，而捷克更靠近西方。共产主义后的欧洲发生了引人注目的分化。波、匈、捷走向西方；斯洛伐克、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走的是一条不同的和不那么令人鼓舞的道路。前南斯拉夫则陷入战争和暴行之中。　　
人们对这些差别的解释是历史、宗教传统或经济发展水平不同。但实际上，目前的民族混居、西方的态度和个别国家国内政治是更重要的原因。　　
在８０年代，我和别人宣传了“中欧”的概念，这是针对正东方的苏联的，也是针对西方认为只有一个无差别的苏联集团的概念。早在９０年代初，我注意到以下现象时感到有些惊奇：这个“中欧”文化标准向南一指就使新的维谢格拉德集团国家（波、匈和当时的捷克斯洛伐克）对保、罗和其它国家占有优势。现在的信息是：如果你们原来信奉西方基督教、属于奥匈帝国并饮用奥地利式加奶油的咖啡，你们注定享受民主；如果你们原来信奉东正教，属于奥斯曼帝国并饮用土耳其式咖啡，你们注定实行独裁！　　
这种残酷的文化决定论简直是无法除掉的。如果你同克族在克拉伊纳地区以及波斯尼亚本身进行清洗后的幸存者谈话，你就会发现很难接受信奉天主教的克罗地亚英勇捍卫西方文明而反对塞尔维亚东正教野蛮行径的自我形象。克罗地亚总统图季曼式的独裁同塞尔维亚总统米洛舍维奇的独裁的差别只是程度的差别而不是本质的差别。　　
斯洛伐克是一个更有说服力的相反例证。斯洛伐克在信奉天主教、属于奥匈帝国和咖啡带有浓烈的奥地利式奶油味的时候，仍是捷克斯洛伐克的一部分。如果不是美国国会误听了抗议北约东扩的人的呼声，那么斯洛伐克就会成为开始谈判明年加入欧盟和１９９９年加入北约的第一批国家之一。但是，它却听任自己与信奉东正教的保、罗一起沦为共产主义后的第二等、甚至第三等国家，排在斯洛文尼亚和爱沙尼亚之后。　　
人们对共产主义后的差别经常所作的另一种解释是经济方面的原因。不成熟的马克思主义在西方资本家当中时髦得令人吃惊：“真正至关重要的是经济。”但是斯洛伐克经济在１９８９年的时候并不比波兰经济糟糕。因此，这些国家的区别是什么造成的？看来有三个因素是关键的。　　
第一个（也是最重要的）是政治。波、匈、捷在共产主义后的政治阶层来自１９８９年以前重要的反对派，后两个国家产生了两位杰出的总统根茨和哈韦尔。就波、匈的情况来说，在８０年代已实行改革的共产党中也出现了现代政治家。虽然１９８９年政治事件过后头几年经常充满混乱和歇斯底里，但是一般来说这些政治家所坚持的是向自由市场和民主迈进的面向西方的变革。　　
在其它地方，新领导人通常要么是反对变革的老共产党人，要么是没有政治经验的人物。他们的议事日程不一样，一部分原因是有第二个因素：民族混居。由于希特勒和斯大林，再加上１９４５年以后的民族清洗，波、捷、匈只有人数很少的少数民族。斯洛伐克、罗、保仍有数目相当可观的少数民族，而在前南斯拉夫（斯洛文尼亚除外）和前苏联则是遍地都有少数民族。　　
这使得共产主义后的政治家有一种难以抗拒的诱惑力：通过可以操纵的平民民族主义使自己上台或使自己继续掌权。米洛舍维奇仍然是采取这种手段的典型，但是斯洛伐克的梅恰尔则是另一个可获奖的标兵。　　
第三个因素是西方的行为。整个来说，西方对１９８９年伟大的历史机会作出的反应是缓慢和不充分的。西欧尤其如此。在萨拉热窝的战火开始燃烧的时候，西欧却只关心马斯特里赫特条约。西方反应迟缓，因此当然偏爱维谢格拉德集团。这种偏爱，特别是加入北约和欧盟的吸引力显然有助于波、匈、捷发生变化。　　
民族地位、西方和政治都是至关重要的。但其中最重要的是政治。如果没有共产主义后那些操纵性政治，民族分裂就不会变成公开的仇恨，在南斯拉夫也不会血流成河。　　
在共产主义后的世界上，必须重新塑造人们所熟悉的美国政治智慧。这就是政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