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对外关系委员会委员曼宁批评美国某些人在中国问题上的错误“选择”（下）

（续昨）批评美国政策的左派和右派联盟——　不管是把重点放在人权还是战略问题上——认为，中国作为一个不变的、意识形态和战略上的全球对手，完全适合昔日的冷战模式。　
　说句公道话，这是对克林顿政府规定的有缺陷的辩论术语——“接触或遏制”——所作出的可以理解的反应，同时也说明鲍尔的界定错误的原因。如果不采取对抗性的关系（遏制），那么，只要我们的对话足够了，我们将建立“战略上的伙伴关系”。　
　尽管人们所熟悉的克林顿的说法是“会晤就是发出信息”，但是这次首脑会议也只是一个过程而已，不一定有重大实质内容。会晤——即使是比较高级的会晤，也不会制定政策。　
　虽然政府谋求与中国进行全面接触的政策是正确的，但是它没有充分阐明采取这种政策的根本原因。例如，国家安全顾问伯杰把中国面临的选择说成是“对内搞民族主义，对外搞一体化”。　
　于是，中国要么是战略伙伴，要么是敌人。这两种观点都会使人对中国产生的误解发展到危险地步，尽管美国人这样做并非头一次。中国在政治上实行压制，但是在许多方面，比如对政治以外的个人自由相对来说还是采取容忍的态度。同其他大国一样，中国可能是——并且往往是——既采取民族主义的做法，又和全球的机构融为一体。这并不是非此即彼的事情。　
　中国是一个正在崛起的大国，正处于历史性的转变之中，这种转变会有什么结果现在尚不能确定。很明显，中国把它的前途押在全球经济和它能驾驭现代化老虎的同时，又能保持它在政治上的垄断地位这一希望之上。就它在国内和国际上的行为而言，或许在二三十年内还看不分明。即使仍然保持政治上的压制，但国家在其公民的生活中将继续扮演比较次要的角色；从全球来看，在一些问题和一些领域，美国的利益与中国的利益部分相同；但也有一些问题和领域，我们的利益相互冲突。　
　美国政策的难题是确定重点，而不是开出一张列举各种要求的清单。在人权问题上，美国的策略不应该是试图从外部强求改变，而应该是支持内部的变革力量，帮助正在形成中的文明社会刚刚出现的非政府组织和其它力量，促进法制的发展。人们肯定希望总统把这次首脑会谈作为一个契机，使关于中国问题的辩论超越“接触还是遏制”这种陈腐的冷战心态，形成一种新的关系。（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