塞缪尔·亨廷顿著文认为：美国国家利益受到忽视（一）

文章说，今日美国日益混乱，主要在于失去了敌人，没有敌人即无法塑造国家认同。此外，他还将美国自己的问题都推给了外来移民，认为多元化削弱了国家认同；他断言美国现在是、以后仍将是一个全球霸主，并宣称中国会成为美国的一个新敌人【美国《外交》杂志１０月号文章】题：美国国家利益受到忽视（作者　哈佛大学教授、该校约翰·奥林战略研究所主任、哈佛国际和地区问题研究所所长塞缪尔·亨廷顿）　
　　
　对国家特性认识不一　
　冷战结束以来的这些年，有过多次关于美国国家利益的激烈、广泛、混乱的辩论。造成混乱的主要原因是冷战后世界的复杂性。对这一新的环境的解释众说纷纭，如历史的终结、富国与穷国的两极对抗、向传统强权政治前景的回复、濒于无政府状态的民族冲突的扩散、文明的碰撞、一体化与分裂之间的对抗趋势。新世界是如此纷繁复杂，对美国在其间的利益自然难有定论。然而，这并非是造成混乱的唯一根源。要确定国家的利益，必须首先对这个国家的性质取得共识。国家利益取决于国家特性。必须首先知道我们是什么国家，方能知道我们的利益所在。　
　从历史来看，美国的特性有两个主要成分：文化与信念。第一种成分主要是指价值观和早先移民的习俗。这些移民是北欧人，主要来自英国，信奉基督教，绝大部分是新教徒。这种文化主要包括英语和有关教会与国家关系及个人在社会中的地位的传统。　
　美国特性的第二个成分是美国领导人在立国文件中所阐明的一系列普遍的主张与原则：自由、平等、民主宪政、经济自由主义、有限的政府、私人企业。　
　当然，构成美国特性的这两种成分是密切相关的。然而，现在冷战的结束与美国社会、文化和人口的变化使人对美国特性的这两个传统组成部分的正确性与作用产生了疑问。由于对国家特性没有一个明确的认识，美国人变得不能确定他们的国家利益，因此也就不能确定从属于国家利益的商业利益，于是超国家的和非国家的民族利益便支配了外交政策。　
　　
　　
失去了对手　　
美国在冷战后世界上扮演什么角色这一最深刻的问题，是由约翰·厄普代克小说中深受困扰的主人公拉比·昂斯特伦以奇特方式提出的：“没有了冷战，做一个美国人还有什么意义？”如果说做一个美国人意味着致力于自由、民主、个人主义和私有财产的原则，那么，若是没有一个邪恶的帝国威胁到这些原则，做一个美国人到底意味着什么？美国的国家利益又会怎样？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以反对苏联和世界共产主义的民主自由世界的领袖自居。在冷战期间，美国所追求的目标有很多，但是它压倒一切的国家目标是遏制并打败共产主义。当其它目标和利益与这一目标发生冲突时，它们通常都被置于从属地位。美国国内政策中的许多主动行动和对外政策中的许多主动行动，如对希－土援助计划、马歇尔计划、北约、朝鲜战争、核武器和战略导弹、对外援助、情报活动、降低关税壁垒、空间计划、争取进步联盟、与日本和朝鲜的军事联盟、支持以色列、海外军事部署、前所未有的庞大军事机器、越南战争、对中国开放、支持阿富汗圣战者组织和其它反共叛乱，均是以这一目标为依据。如果没有冷战，诸如此类的重大计划和主动行动的理论根据也就不复存在。８０年代末，当冷战渐近尾声时，戈尔巴乔夫的顾问格奥尔基·阿尔巴托夫宣称：“我们正在做真正令你们恐惧的事情——我们正在使你们失去一个敌人。”虽然战争有时可能会使社会分裂，但是，一个共同的敌人往往有助于增强人民之间的共识和凝聚力。　　
冷战加强了美国人民与政府之间的一种一致性。冷战的结束可能会削弱或至少使这种一致性发生变化。由此可能带来的一个结果是对联邦政府的反对日益强烈，因为说到底，这个政府毕竟是美国国家特性与整体性在体制方面的一个主要表现形式。如果联邦政府仍然保护这个国家免受一种严重的外部威胁，狂热的民族主义者会不会去爆炸联邦大楼、袭击联邦执法官？过去，制造此类爆炸事件的通常都是以美国为敌的外国人，许多人对俄克拉何马城爆炸事件的第一个反应就是认为这是一个“新敌”——穆斯林恐怖分子干的。这种看法可能反映了一种心理需要，即认为这样一种行动必然出自一个外部敌人之手。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种爆炸事件在某种程度上可能正是因为缺少这样一个敌人所致。　　
一些学者已经指出，在某些方面和某些情况下，一个敌人的存在可能对群体的内聚力、士气和成就有积极影响。第二次世界大战和冷战就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美国经济、技术和社会的进步。目前，由于民主制度和市场经济在全球广泛得到接受，美国缺少一个它能令人信服地抗衡的国家或威胁。萨达姆·侯赛因作为一个对手，是根本不够格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过于分散，在地理上也过于遥远。中国的问题太多，它在今后可能造成的威胁也太遥远。　　
然而，由于美国国内存在着强调差异、多样性和多文化的种种力量，存在着民族和种族的分裂，它也许比大多数国家更需要以反对别人来维持它的团结。两千多年前，在公元前８４年，在罗马人消灭了米特拉达梯六世的军队、完全征服了已知世界之后，苏拉问道：“现在世上已没有了我们要打的敌人，共和国的命运将如何？”这个问题很快就有了答案：几年之后，这个共和国便分崩离析。等待美国的不大可能是同样的命运，然而，美国信念还会有多大的吸引力？还能得到多少支持？在没有对立的思想的情况下它是否还会生气勃勃。历史的终结、民主在全球的胜利——如果成为现实——可能成为最令美国痛苦和不安的事。　　
　　
　思想的多样化　
　美国社会两种趋势的相互作用加剧了冷战结束所带来的起分裂作用的影响，这两个趋势就是移民的范围和来源的变化，以及多文化影响的增强。过去对吸收移民所抱的忧虑已被证明毫无根据。直到前不久，移民们来美国还是因为他们认为移居美国是一个成为美国人的机会。然而，现在人们来美国在多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们认为这是一个保持其原有身分的机会？过去，移民们如果被拒于主流社会之外就会感到受歧视。现在的情况似乎是，有些移民群体，如果不允许他们置身于主流之外，他们反会感到受歧视。　
　多文化和多样性的思想加强了这些趋势，并使它们合法化。它们否认美国有一种共同文化的存在，谴责同化，突出种族、民族和其它国家文化和群体的地位。它们还对美国信念中的一个基本要素提出异议，要以主要根据种族、民族、性别和性偏向界定的群体的权利取代个人的权利。　
　如果美国真的变成了多种文化并存，美国的特性和统一将取决于政治思想的不断统一。美国人本来把他们为自由平等之类的普遍的价值观进行的奋斗视为国家力量的一个重要根源。这种思想已经变成了“巩固这个伟大而独特的国家结构的纽带”。然而，如果没有一种共同文化来支撑，这些原则不过是国家统一的脆弱的基础。正如认知不一致论认为的那样，人们可以根据改变了的外部环境较快地改变他们的思想和信仰。在整个前共产党世界，上层人士已经转而标榜自己为忠实的民主派、自由市场的支持者、或热情的民族主义者。　
　对大多数国家而言，思想体系同国家特性没有什么关系。中国曾经历了许多朝代的更迭，在共产主义崩溃之后还将继续生存发展。没有共产主义，中国仍将是中国。英国、法国、日本和德国在各自的历史上也曾有过各种占支配地位的思想体系。但是，如果美国的政治思想归于终结，它是否还能继续生存下去？苏联的命运是使美国人清醒的一面镜子。美国与苏联大不相同，但是，从传统的角度说，它们都不是一个民族国家，就此而言，它们又彼此相似。在很大程度上，这两个国家都是以思想体系给自己定位的，而苏联的例子证明，作为统一的基础，意识形态这种基础可能要比深深扎根于历史的民族文化的基础脆弱得多。如果多文化盛行，如果对开明的民主制度的共识发生分歧，那么，美国就可能同苏联一道落进历史的垃圾堆。（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