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刊文章：研究机构影响政府决策

【日本《经济社会研究》月刊９月号文章】题：智囊团对政策形成的参与（作者　日本国际问题研究所研究调整部长高桥邦夫）　
　随着近几年亚太地区合作的发展，研究亚太地区国际问题的研究机构均参与政府的政策形成。从政府同研究机构的关系来看，可分为三种类型：东北亚式，东盟式和美国式。　
　东北亚式：属于这种类型的研究机构，同政府有着间接或直接的关系，并通过这种关系在事前或者以非正式方式对外宣传政府的意见，同时，还承担把国际社会的意见转达给本国政府的任务。　
　日本政府的研究机构属于这种类型。韩国隶属于外务部的外交安全保障研究院和隶属于统一院的民族统一研究院也属于这一类型。在中国，隶属外交部的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和中国国际问题研究中心以及隶属国务院的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也属于这一类型。隶属北朝鲜外交部的裁军与和平研究所，以及隶属越南外交部的国际关系研究所恐怕也属于这一类型，尽管从地区来说越南不属于东北亚。　
　这一类型研究机构的特点是：它作为机构参与政府的政策形成，并通过自己的研究或同其它研究机构的研究交流，对本国政府的对外政策直接或间接地施加影响。　
　东盟式：它是由代表东盟各国的研究国际问题的研究机构所组成的集团，其中包括东盟安全保障国际问题研究所，这些研究机构的负责人多年来扮演着国家领导人顾问的角色，有时接受领导人的邀请从事决策工作。因此，在国家官僚机构尚未全部建立起来的时候，这些研究机构起着为领导人出谋划策的作用。　
　在以卓越的研究人员同领导人之间的私人关系为中心一直参与政策的研究与决定的东盟研究机构中，近几年出现了可能发生变化的动向。第一，在东盟的很多国家中，具有决策能力的官僚阶层逐步发展壮大。这可能使研究机构的作用下降。第二，到２１世纪各国领导人会实现新老交替。在有些国家，可能成为新领导人的人物开始设立自己的研究机构。从研究机构来看，出现了同这些人发展关系的动向。　
　美国式：在太平洋对岸的美国，政府同研究机构的关系完全不同。众所周知，在美国，每隔几年政权就会改变，由两大政党轮流坐庄。作为智囊团的研究机构、甚至连大学也以下野的政党有关人士在下届总统选举中获胜为目标研究政策，或者作为批评现政权政策的场所发挥作用。　
　比如，最近，几位共和党政权时代的政府有关人士作为研究机构的成员参加了在马来西亚举行的“亚太地区圆桌会议”。当然他们的主张未必反映克林顿政权的政策。不过，如果在下届总统选举中共和党获胜，那么，智囊团讨论、提出的设想就有可能作为新政权的政策而原封不动地被采纳。　
　美国的智囊团所起的作用与上述东亚国家的智囊团显然不同。美国的智囊团能够更直接地对政府的政策产生影响。更重要的是，由此而产生的美国方针和政策同时对整个国际社会也会产生影响。　
　成为欧洲社会核心的中产阶级精英具有共同的性质。欧洲的精英拥有一种强烈的自负和责任感，认为他们承担着社会的智力开发工作。以英国为例，在伦敦，作为研究国际问题的代表机构，有皇家国际问题研究所和国际战略问题研究所。这两家研究所都经常召开座谈会，而且与会者不仅仅是学术界人士，政界和经济界人士也经常参加讨论。　
　其最根本的原因是：很多精英都曾在牛津大学、剑桥大学以及在通往这些大学的被称作私立中学的教育机构学习过。他们作为过去的同窗进入政界、学术界和经济界。因此，即使没有把不同的专业领域联结在一起的制度，但如果有讨论自己所关心的课题的座谈会，他们就积极参加，踊跃发言，他们同参加座谈会的不同行业的精英之间没有隔阂感。可以说，在欧洲，形成研究机构的精英对政府的政策形成产生实质性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