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刊文章：美国和中国：合作还是对抗？

作者指出，遏制中国政策永远行不通，美中应本着合作精神共同生活和工作。【美国《现代史料》月刊９月号文章】题：美国和中国：合作还是对抗？（作者　戴维·香博）　
　原编者按　
本文作者是政治学和国际事务教授，任乔治·华盛顿大学西古尔亚洲问题研究中心主任。他是《中国季刊》的前主编。　　
一年前，中美关系处于紧张状态。两国在台湾海峡都显示了力量。北京召回了驻华盛顿大使，双方彼此进行了猛烈攻击。一场新的冷战似乎即将爆发。自从那些紧张的时刻过去以后，两国关系稳定了下来。军事上的紧张局势已经缓和，航空母舰已经返回港口，外交官们回到了他们的工作岗位。两国政府作出了巨大努力以便挽回急剧下滑的趋势，重建两国关系。　　
美国和中国之间的关系虽然比较稳定而且彼此影响，不过仍然表现出相当大的脆弱性和易变性。一些共同的利益要求这两个大陆的巨人应当积极合作，一个商业和文化交流的复杂网络把这两个社会系在一起。然而，许多其它重要的问题又把它们分开。关于关系发展方向的争论不仅存在于两国之间，也存在于各国内部。双方的形象受到歪曲，彼此存在着误解，大众媒体加深了否定对方的成见，各国许多制造舆论的人从敌对的角度看待和描述对方。这些怀疑限制了合作。　　
据此，美国和中国在一些方面进行合作，在另一些方面又有冲突。合作和竞争——偶尔还有对抗——的因素并存。一个复杂的多方面的关系已经出现。两国都认识到，一种完全敌对的关系所要付出的代价将是高昂的，因此，应当建立一种可行的平衡关系。传教士的心态更广泛地说，建立一种有成效的与合作性的关系的障碍不仅在于眼下的具体问题，而且还在于较深的历史和社会力量。它不只是美国适应中国作为上升的大国这种状况的问题，国家特性也是产生磨擦的根源。美国为自己是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而感到自豪：其总统经常谈到发挥“全球领导作用”的问题，而且它的对外政策包括了许多它谋求其它国家接受的普遍原则。但是，中国共产党政权的特性和使命所仰仗的恰恰是与“霸权”和“超级大国心态”抗衡。自１９世纪中叶以来的中国整个现代史，和由此而产生的国家特性核心就是反对外国对它发号施令并为此增强自己的国力。　　
另一方面，美国人仍然深深渗透着一种长期以来要改变他们印象中的中国的“传教士心态”。对美国来说，这个问题看来绝不是是否要改变中国的问题，而是如何改变中国的问题。要使中国实现现代化的商业推动力；要使中国民主化的政治推动力；要使中国皈依基督教的宗教推动力；要对中国的大学和研究机构施加影响的教育推动力；灌输美国价值观的文化推动力以及影响中国在世界事务中行动的战略推动力。在每个领域，美国的做法都一直是家长式的。美国传教士们发现这种家长式作风遇到的是中国坚定的民族主义和抵制。　　
这些传教推动力和它们遇到的抵制最明显的表现莫过于在今天的中美关系中。美国继续力图改变中国，而中国坚持确定它自己的发展道路。中国越强大，它对美国的压力和家长作风反抗越强烈。中国不仅进行反抗，它自己现在还有改变美国对外政策和行动的计划。鉴于这些对抗性的国家特性和计划，这两个大国彼此之间不信任且经常发生冲突，那就不令人奇怪了。恢复对话与中国进行全面接触是出于如下的考虑：有必要修补两国１９８９年以来恶化了的关系；有必要提供一个指导美中关系的支配一切的框架。自１９８９年以来，美国的对华政策一直掌握在一伙特殊利益集团的手中，其结果是克林顿政府发现自己奉行的是一种在很大程度上跟着国内独立的利益集团跑的支离破碎的政策，限制了美中在重要领域进行的合作。有必要稳定日益恶化的关系和在可能的领域进行合作。美国新政策基础的战略有三个组成部分。第一，华盛顿谋求使两国关系重新制度化。第二，与中国领导层、军方和安全机构重开战略性对话。第三，把中国纳入国际机构行列中。中国最终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也将是朝着使它在这个全球体制中拥有利害关系的战略迈进的一个重大步骤。　　
全面接触政策的这三个要素是为了稳定和深化广泛的双边关系，与此同时，使中国进一步融入国际秩序中。美国国内许多批评这一政策的人不同意这些设想，１９９７年春，他们对这一政策发动了针锋相对的攻击。有关对华政策的激烈辩论今年早些时候，在美国掀起了批评中国和克林顿政府对华政策的浪潮。开始是在报纸的专栏中，后来很快蔓延到新闻杂志，电台，电视台，乃至国会。新的反华论战的特点是，它波及带有各种政治色彩的方方面面。在这个基础广泛的联盟（中国的美国问题观察家把它称为“反华浪潮”）中的许多人尖锐批评了克林顿总统对北京的全面接触政策，并呼吁对北京采取进一步对抗的政策。这种反华情绪还扩大到很大部分的国民当中。这种事态倾向于把对华政策政治化，这一现象是５０年代麦卡锡时期以来从未见过的（的确，在今年的辩论中，一些论战和对中国问题专家的抨击令人不安地使人想起美国政治史中的那个黑暗时期）。　　
提出批评的人认为，克林顿政府的政策是天真的、姑息中国的政策，未能使中国方面采取合作行动。　　
提出批评的人要求政府对中国采取坚定的对抗政策，但是他们没有说明这样的政策看起来像什么样的政策。甚至《即将到来的美中冲突》一书的作者理查德·伯恩斯坦和罗斯·芒罗在结束他们这本书时提出的政策建议与克林顿政府的接触政策十分相似。很难想象能够有效地实施遏制政策。实行遏制政策就需要对中国实行贸易禁运，广泛的制裁，政治孤立以及部署针对中国的军事力量。这些做法需要广泛的多边合作，这恰恰是遏制政策永远行不通的原因。没有一个亚洲或欧洲国家会与美国联手孤立中国。这种政策只会在赢得中国合作方面产生相反的效果。无论是对抗政策还是遏制政策都不可能使中国顺应美国的要求。使接触政策运行起来确实没有可以取代与中国接触的其它选择。实施这样一项政策还必须充分了解中国的历史、自豪感、民族主义以及经济现代化的要求。对中国必须尊重，应当认识到关于领土统一的问题在中国外交事务中占据着高度敏感的位置。　　
在２１世纪，中国和美国有可能是主宰世界的两个强国。这两个大陆巨人有必要学会本着合作精神，共同生活和工作。这两个国家如何互相影响，将会大大影响两大国本着合作精神和平共处的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