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９８７年５月：中国与邓小平──日夫科夫《回忆录》选译（三）

９时５５分，我们进入人民大会堂，走向指定的大厅。我原以为邓小平将在大厅里迎接我们，可他竟走出大厅，到前厅来等候。邓小平面带笑容，一见就让人觉得他很真诚。我们握手拥抱，两人都对能够再次见面表示满意和高兴。
宾主各就各位。大家都不隐藏自己的感情。邓小平点着一支烟，并作为东道主，再次按外交礼节对我们表示欢迎，但他马上就言归正传，同我叙旧。当然，在新闻媒体离开之前，我也没有失礼。
给许多在场的人留下深刻印象的是，我们两人都有回到莫斯科会议的年代、回到我们两国关系的最初时期的愿望。我觉得，回忆成了我们两人的情感的指示器。谈话很轻松。邓小平从头到尾总在不停地抽烟。我也陷入回忆之中，看来，我们两人走到一起，都是为了一个目的——回忆成功和困难，以免重蹈覆辙。
我们渐渐谈到了多年前就已使我感兴趣的问题，而在１９８７年，我的日程上还摆着社会主义发展的问题。我谈得很少。我们还处在改革的初期，对改革本质的理解还很模糊。再说，我来这里就是为了考察中国改革的进程。
邓小平介绍了改革的概况，总而言之，这是中国从５０年代末以来的客观进程的必然结果。他谈到同苏联关系破裂的来龙去脉，谈到文化大革命造成的损失。这是一个伟大领导人的真诚而大胆的叙述，分析透彻，结论客观，并无那些假改革者的极端主义。
我的印象是，他没有追究那些导致中苏关系恶化的具体对象。他讲述了自己国家发展中的波折。在谈到苏中关系时，有一次或者两次，我记不清了，他带着尊敬，也带着一种明显的痛苦表情，说“苏联同志”（他这样称呼）５０年代中断了与中国的关系，使中国陷入了极端的困境。当时不管是我，还是我们的随行人员，谁都没有把这理解为反苏。
在谈到中国未来的发展计划时，他的高瞻远瞩、渊博学识和真知灼见给我们留下了深刻印象。邓小平的这次谈话内容丰富，引人入胜。
从这次谈话中，我们看到了一个贫穷、落后、内乱的中国不仅恢复了元气，而且还取得了历史性的成就——解决了１０亿人的吃饭、穿衣问题，建立了强大的工业基础，振兴了农业，同发达国家发展了密切的对外经济和政治关系。邓小平还对比了我们国家已经达到的水平。他说，按人均国民收入计算，中国排在保加利亚的后面。从这一点上看，邓小平暗示说，人们是知道我是如何躲着苏联领导人偷偷地尝试进行改革的。
我仔细聆听了邓小平的见解，我具体感兴趣的是，在如此一个大国，面对别的国家根本无法比拟的困难，是如何取得确实令人敬慕的成绩的。问题的答案就在邓小平的结论中，也就是说，在中国，有三种情况交织在一起。（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