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父与领袖

【俄罗斯《共青团真理报》５月１６日文章】题：我的父亲无所不能（作者铁托之子亚历山大·布罗兹）
前南斯拉夫最高领导人铁托之子亚历山大·布罗兹现任克罗地亚驻俄罗斯大使馆参赞，这位５７岁的外交官饶有兴趣地向记者忆起了和父亲相处的往事：
１９４１年，父亲年满５２岁。同年，我降生了。我出生前两天他离家去了萨格勒布，而后塞尔维亚和克罗地亚之间的边境不再开放，所以我第一次见到自己的生身父亲是在胜利之后。当五岁的我被带到他身边时，他正在办公室和几位将军谈话，我以军人的口吻郑重地报告说：您的儿子米沙来了。
我记得很清楚，和父亲初次见面后大约半年，我一直不叫他“爸爸”。因为战争时期我和母亲频繁地变换住所，我们曾在很多人家住过。今天我得叫这个人“爸爸”，明天又得叫另一个人“爸爸”。等我见到真正的父亲时，我已经难辨真伪了。记得头一回跟父亲说话时，什么称呼都没有，开头就是：“喂，你听着！”
我该上学时才有了正式的姓名。当时人们忽然发现我没有任何证件，于是从那时起我的证件上就写着亚历山大。但所有的朋友还叫我儿时的名字“米沙”。我在萨格勒布上学时，曾往贝尔格莱德打电话，请父亲的秘书给我出一份证明。但一个月都过去了，我还没有收到这份证明。我又给他打电话，他告诉我说，已经是第三次收到一个叫什么亚历山大的人的证明，但没有你的！真是令人啼笑皆非。
我１０岁那年，有一天父亲办公室里挤满了人，父亲对混在其中的我吼道：走开，这儿不是你呆的地方！我当时很委屈：怎么不是我呆的地方呢？第二天父亲对我说：“你的确是我的儿子，但你不是国家领导人的儿子。”当时我对这句话虽然似懂非懂，但有一点我是真的明白了：只要父亲有重要的客人，我就该离开。父亲当时对我说的话对我后来的一生帮助很大。我努力使自己的朋友不把我当成总书记的儿子。
我的住处距离父亲的官邸５０米。我可以自由地上街，朋友们也可以随时来看我。我这里戒备并不森严，只是大门口有军官把守。父亲特意这样安排，既和我相距不远，又能让我独自生活。
父亲从来不命令我做任何事。但常给我提建议。例如，我毕业后他对我说最好去萨格勒布继续学习。我虽然不太情愿，但还是决定实现父亲的期望。后来我做事总是遂父亲的心愿。
当年我去萨格勒布时，很希望能有一台电视机。父亲问我：“干嘛要电视机？”我回答说：“我要去萨格勒布了，在那儿我举目无亲，晚上看看电视总比去酒吧强。”他又问：“你知不知道电视机多少钱一台？”“知道。”“如果我不答应呢？”“那我就再也不会向您提任何要求。”最后我如愿以偿。
父亲让我去萨格勒布的初衷是希望我学会独立生活。而我认为只要花别人的钱，就不能算是独立生活。当然，后来我发现，不仅仅是钱的问题。
我在萨格勒布上学时的全部费用都是父亲寄给我的。头一年寄来了三万第纳尔，当时相当于一个工程师的工资。最后一年还是三万第纳尔。但由于货币贬值，钱等于少了一半。父亲头脑里根本没有通货膨胀的概念。
我并不想从政。萨格勒布的人都知道，我每天上下班都乘电车。谁都不能说我当机床制造厂出口部主任时，是靠自己的父亲才卖出去那些车床的。父亲对我的发展没有什么影响，我始终希望有自己的生活。
现在我住在俄罗斯。我弟弟的女儿毕业于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我的女儿萨莎１０年前在莫斯科大剧院学习芭蕾舞。现在她已经结婚成家，住在萨格勒布。我的儿子安德列则在普列汉诺夫经济学院读书。（左图为铁托，右图为亚历山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