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殖研究面临严重伦理道德问题（上）

【美国《洛杉矶时报》４月３０日文章】题：生殖研究的进展远超过公共政策霍金博士的经历
加里·霍金博士站在科学和政治的冲突点上。当美国的立法者们为一只名叫多莉的克隆羊的出世而争吵不休时，他愿意为这场辩论提供一点知识介绍。
霍金是生殖研究的先驱者。１９８０年，在马里兰州贝塞斯达国立卫生研究院工作期间，他提出了一个实验计划，他认为，该实验有望在将来某一天根除泰—萨二氏病（家族黑蒙性白痴，一种使孩子未及学步便死去的遗传病）。
霍金想筛查出患泰—萨二氏病的胚胎——在它们还在试管中时。该实验将在精子和卵子结合后不久进行，这时胚胎在显微镜下只是挤在一起的８个细胞。携带致命基因的胚胎将被剔除，那些不带致命基因的胚胎被移植到母亲的子宫中。
实验目的是帮助泰—萨二氏病的携带者育出健康的婴儿。但是霍金的计划与政府禁止资助人类胚胎研究的命令正好撞车，他的老板也反对这项计划。于是他打起行囊直奔南方，到了弗吉尼亚州的港口城市诺福克，这里有一个很有名的带有自己实验室的私立生殖诊所
——琼斯生殖医学研究所。
在这里，霍金的实验结出了硕果。１９９４年，即克林顿总统宣称人类胚胎研究“引发了深刻的伦理和道德问题”的同一年，霍金使路易斯安那州一对夫妇生下了一个健康女婴。此前，这对夫妇的第一个孩子因泰—萨二氏病在３岁时死去。
霍金的经历形象地说明了美国人面对生殖生物学新世界时的矛盾处境：尽管在涉及政府拨款时美国有一些在工业化国家中属最严厉之列的限制，但是对私人资金可用来买什么方面它却毫无限制——它对干涉私人的医疗做法也没什么兴趣。美国人开始直面人类克隆问题
在世界上第一例试管婴儿出生后的１９年，至少已有十几个国家卷入了影响深远的有关生命的新生物学的伦理学及如何管理的讨论中，这种新生物学包括克隆技术，它是生殖医学的最前沿。有６个国家已经明令禁止一切形式的人类克隆。
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美国政府这次保持了异乎寻常的沉默，不愿触及有关生殖医学的棘手的伦理学问题。
在华盛顿，立法者们正为是否需要
——以及如何——避免这种事情发生而奋斗。在克林顿的要求下，一个新成立的全国生物伦理学顾问委员会正在审查克隆的道德和法律含义。禁止或严格限制与克隆有关的研究的措施，也在参议院和众议院以及几个州的立法机构内悬而待决。对霍金来说，这种误导人的做法令人反感。这位５３岁的科学家说：“不能让政府只说一句你不能干就完了，这种做法永远不能奏效。”他现在是琼斯研究所的所长。毫无疑问，在霍金这件事情上政府已经失败了。
反对堕胎的人希望，通过禁止胚胎研究避免把他们纳税的钱用在他们视为不道德的科学研究上。但是，由于美国的自由市场精神，生殖行业却避开研究禁令发展起来了——虽然如果没有禁令它的发展速度会更快一些。
就是否禁止克隆人类发起的辩论是很容易平息的，因为在反对克隆人类这一点上公众的观点相当一致。比较难对付的是另一场讨论，即是否允许涉及成年人细胞克隆的研究，这种研究的目的不是为了创造婴儿。霍金的伦理标准
霍金有他自己的伦理标准，一套他称作“双基检验法”的“简单规则”。该检验法包括霍金在每次实验前自问的两个问题：该实验会满足病人或其家庭的一个未得到满足的需要吗？它对社会有害还是有益？４年前，霍金和他在琼斯研究所的同事在学会如何确定试管胚胎的性别时，用上了这些检验规则。这种确定技术是为了甄别那些与Ｘ染色体有关的遗传病——比如血友病，只影响男孩——而开发出来的。霍金面临的困境是，是否让琼斯实验所临床部的医生们运用该检验法帮助那些想挑选他们孩子性别的父母。他决定不这样做。他解释说：“这样做无法通过第二个问题的检验。如果我认为男女平等的话，那么我不能动用这宝贵的医学资源。”他明白，其他人也许会得到另外一个结论——实际上，已经有别人这样做了。例如，英国已经禁止进行试管胚胎性别选择。但是，一个名叫保罗·雷恩斯伯里的英国医生最近为了避开这道禁令，在沙特阿拉伯设了一个诊所。他宣称，他的英国病人可以避开英国法律，在那里为他们的孩子选择性别，代价是须额外购一张机票。雷恩斯伯里说，他预计，他的客户８０％会选择男孩。对霍金来说，这只是在自由世界里做事的一个代价而已。他说，必须让科学家自由地用良知指导他们的行为，如果社会反对他们的道德选择，那就让社会予以惩戒。（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