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牧师与十位美国总统的交往（五）

阴影下的政府
历史尚未给杰拉尔德·福特总统以充分的肯定，但是，在我看来，在水门事件之后，是他帮助维护了我国民主体制的完整性。
前总统尼克松回到圣克利门蒂老家后，得了血栓性脉管炎。我也患过此病，深知它对生命的威胁有多大。当时，他腿上的血块已经转移到其他部位了，有一段时间他徘徊在生与死之间。
我打电话给福特的政治顾问鲍勃·芬奇说：“如果尼克松必须因水门事件受审、甚至是坐牢，光是想到这种可能性就会要了他的命。”鲍勃建议我给《圣迭戈联合报》主编赫布·克莱因打电话。我向赫布说明了我要求赦免尼克松的理由，其中包括挽救他的生命这一可能性。另外，我还解释说，华盛顿做事通常都是拖拖拉拉的，审判程序长时间拖下去，福特总统也无法有效地治理国家。克莱因建议我直接打电话给总统。我犹豫再三才给白宫打了电话。
当天下午，福特的办公厅主任黑格给我回电说，周日上午总统会给我打电话。福特果然按时打来了电话。
“这的确是个困难的决定，”总统听我讲完之后这样说。“我肯定会好好考虑并祈祷的。”
不出所料，当赦免令颁布下来时，舆论一片哗然。一方面，万众欢欣鼓舞，因为不论尼克松有什么错，他在公众中的地位仍然很高。另一方面，他的敌人——多年来他树敌很多——却极不开心。有人说，这次赦免是福特在其后的总统选举中败北的原因。不过我不这样看。我相信，他失败的主要原因是人民想要一个没有水门阴影的新政府。共同的信仰
１９６６年，我们计划在佐治亚州的阿梅里克斯开展一次福音会布道活动。由于这种活动当时在那个地区还不多见，人们对此颇有争议，以至于竟找不到一位基督教领袖来担任这项活动的主席。
到最后一刻，来自附近一个小镇的一位成功的农场主及州参议员站了出来，自愿担任这项工作。他的名字叫吉米·卡特。
１９７１年卡特当上佐治亚州州长后，我们才首次见面。翌年，我在州长早餐祈祷会上发表了讲话并在州长官邸住了一夜，至此才对卡特和他的夫人罗莎琳有了进一步的了解。我喜欢他的为人，也尊重他的才智和他对基督教的虔诚。
随着卡特的当选，有人推测我会成为白宫的常客。可实际上，虽然我们没有直接谈论过这一点，但我意识到，总统是同意我的如下看法的：我常常出入白宫会使人怀疑我在利用我们共同的宗教信仰来影响他的政治决定或者给福音派牟取好处。
在卡特执政的四年中，我们见面次数虽然不多，但是很谈得来。我和我妻子鲁思还荣幸地在白宫过了一夜。那一次，我们交谈了好几个小时，回忆我们的南方老家的情形，畅谈我们对耶稣基督的共同信仰，还讨论了有时会在真诚的基督徒之间引起分歧的那些问题。（五）1974年同福特在一起1994年同卡特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