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辛格：美国应对未来世界有明确构想

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撰文指出，中国社会团结，经济发展迅速，外交政策灵活。美国不应对中国实行遏制和搞对抗，而是应当同中国进行真正的战略对话
【美国《新闻周刊》１月２７日（提前出版）一期文章】题：我们还不了解的世界（作者美国前国务卿亨利·基辛格）
连任后的克林顿政府要想发挥长远的影响，就必须对它寻求的未来世界有一个明确的构想。只有这样，它才能确立一些判断自己正在朝什么方向前进的标准。
在亚洲，中国将成为一个新兴的超级大国。当它的人均收入达到韩国的水平（相当于我们的１／３）时，它的国民生产总值就将是美国的两倍。这样一个经济庞然大物势将产生重要的影响。但是，这并不是说中国就一定会谋求霸权，或者说美国的政策将会失去对亚洲施加影响的能力。原因之一是，中国不会在真空内发展。两极世界的结束和其他力量中心——印度、中国和韩国——的崛起将使日本采取民族主义色彩更浓的方针。日本会越来越不相信它的利益必定与美国的利益一致。它将强调更加基于本国看法的外交和防务政策。
印度正在以一个重要大国的姿态出现，尤其是在南亚和东南亚。从越南到缅甸和印度尼西亚，东南亚各国将加强它们之间的团结。在这种形势下，任何一国的称霸都只有在所有其他国家都从内部垮掉的情况下或者通过采取大规模军事行动才能实现。倘若真的有人采取这样的行动，那将引起强烈的对抗性反应。
有一种学派主张用人权压力和经济战来与中国对抗，设法促使挑战早日到来。他们的理论是，民主化将导致中国采取较为和平的政策，而经济的困乏会削减中国在军事上的选择。这样一项政策肯定要失败，而且会招致它本来要对付的那种危险。过去六年来，对中国施加的人权压力均告失败了，其部分原因就在于这些压力代表着一些错误的估计。美国采取对抗性的政策只能煽起中国的民族主义情绪。中国经济不是斯大林式的计划体制，而是一种自称为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在实际运作中，“市场”这个词要比“社会主义”重要得多。它的最大危险在于过热，而不是像苏联那样出现停滞。不仅如此，中国的社会已经处在被本国的一些因素
——特别是邓小平发起的改革——改造的过程中。他们通过决策权力的下放创造了一种多元化体制。
在亚洲仿照冷战模式实行军事遏制是没有客观基础的。当年，苏联的欧洲邻国感觉受到威胁，因而渴望美国提供明显的军事支持。不同的是，中国的邻国中没有一个国家愿意把它们的政策建立在中国会进行侵略这一假设上，或者基于这样的假设参加一个联盟。诚然，它们希望美国在那个地区保持影响，尤其是在外交和经济领域保持影响，使自己在思想上觉得美国对它们的命运并非漠不关心。但是，它们知道，中国永远是亚洲的一部分，而美国的承诺却很可能是暂时的。所以，如不遇到直接的挑战，它们会拒绝把自己的政策建立在对中国采取敌对态度之上。如果美国实行对抗政策，那就会使亚洲国家疏远美国。（下转二版）（上接一版）与苏联相比，中国的外交更讲技巧，中国的社会更团结。有史以来第一次，中国同世界经济和一种全球性的国际体制联系在一起了。在转向对抗之前，应当先给合作关系一个机会。
由于所有这些原因，下个世纪美国对亚洲的政策必须以以下几个因素为基础：
１、同该地区所有国家都保持良好的关系，使我们的外交拥有尽可能大的灵活性。我们同亚洲任何重要国家都没有不可弥合的分歧。总的说来，我们同它们的分歧比它们中的任何一个国家同其邻国之间的分歧都小。把亚洲分成友好国家和敌对国家这样两个集团对我们没有任何好处。
２、保持同日本的联盟，以此作为我们对亚洲安全政策的基石。倘若这个联盟垮掉或者即使是削弱，日本人的民族主义倾向便会大大增强。与此同时，我们必须顾及其他亚洲国家历来存有的恐惧心理，在处理——无论是在言论中还是在行动上——同日本的联盟时，一定要使它不致被视为对日本扩张主义新浪潮的一种掩护。
３、加强同韩国的联盟以防止侵略并在统一问题上采取共同的立场。进入新世纪后不会过太久——如果不是更早的话——朝鲜统一问题就会变得紧迫起来。美国将会感到左右为难：它一方面支持自决的原则，另一方面又不大愿意面对东北亚不稳定所带来的影响。应当同所有有关国家举行认真的对话。如果在朝鲜半岛出现了爆炸性局势之后再匆匆寻求一个解决办法，那是非常危险的。
４、同中国进行真正的战略对话。美国的政策不应当排除同北京达成政治谅解的可能性。避免在亚洲发生战争，这对美中两国是同样有利的。所有这一切都使得在可能的情况下实行调和政策、在无法这样做的情况下减少分歧带来的不利影响是值得一试的。
克林顿政府新近强调同北京进行战略对话的做法是应当欢迎的。现在缺乏的是对采取这一政策的理由的充分阐述。对话是否有效，取决于它的内容。
应当在下述基础上进行对话：认真分析亚洲未来的发展趋势；寻求采取近似态度的方法；减轻分歧造成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