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南回忆留美趣事

【美国《纽约时报》１月７日文章】题：联合国秘书长是怎样认识美国和耳套的
科菲·安南是在动荡的６０年代、在中西部一所飘扬着联合国旗帜的校园里形成对美国的认识的。那是一个民权抗议活动非常活跃、就众多问题展开激烈政策辩论的时代。
现在，在安南就任联合国第七任秘书长的时候，美国在他看来似乎与以前不同了：它与联合国关系疏远，对介入外部世界更加谨慎。
在历任秘书长中，安南对美国的了解最深刻、时间也最长。与其前任不同的是，安南不仅喜欢与纽约的外交人士交往，而且对美国各地非洲裔美国人的生活非常着迷。
他说，这种迷恋开始于１９５９年。当时，这位从刚刚独立的加纳来的学生注意到，“美国的非洲人正慢慢觉醒，并对非洲产生深厚的感情”。
他３日晚上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那是个激动人心的时期。我是加纳人，我们刚刚经历了争取独立的斗争。由于看到加纳发生的变化，我们这一代人便相信一切都有可能发生。”他还说：“我来到美国以后，这里的社会巨变使我想起我们国家发生的一些事。”他的办公室里除了一盆花、一件非洲木雕和他妻子的一幅抽象画外没有其他装饰。
安南在得到福特基金会外国学生领导计划的奖学金以后，于１９５９年夏天到达美国。安南当时在加纳科技大学读书，是加纳学生联合会副主席。在塞拉利昂举行的一次非洲学生领导人会议上，他被物色人才的人慧眼相中。
他还记得１９５９年发生的耳套趣事。他说：“我是在波士顿踏上美国国土的，在哈佛大学完成了夏季课程。然后进入明尼苏达州的麦卡莱斯特学院，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过冬天，太令人难忘了。我知道冬天。但是在到明尼苏达之前我从未见过冬天。”他很不情愿地穿上笨重的衣服，但坚决不戴耳套，因为他觉得那种样子很可笑。
他回忆说：“我一直硬撑着不戴，但有一天，我出去买食品时差一点把耳朵冻掉了。于是，我出去买了我所见到的最大的一对耳套。但是我由此得到了一个很重要的教训：进入一个环境以后，永远不要认为自己比当地人懂得多。你必须四处听、四处看，否则会犯一些很严重的错误。”
第二年夏天，安南乘旅行车第一次周游了美国其他地方，和他一起出游的有斯里兰卡、希腊、英国和美国等国的学生，另外还有一名教员作向导。
安南说：“我们曾住在富有的人家，还曾与佃农们在一起，我们甚至想在道奇城的监狱里呆一呆，以了解那里的情况。”但监狱长说，他在那里工作了３２年，从来没人主动要求被关起来，因此拒绝了他们的要求。
他说：“在６０年代，美国人很宽厚大方。但现在，在这个移民国家，当我看到有些人那么以自我为中心、拒人于千里之外、对与他们不同的民族那么不信任时，真是难以理解。”
安南在麻省理工学院获得了管理学硕士学位，他１９８１年在日内瓦遇到了他的妻子娜内·拉格尔格伦。当时她正为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负责法律事务，他们于１９８４年结婚。安南说，他俩在一起的日子“有趣极了”，尽管一开始他们之间存在着文化障碍——但这些障碍都不严重，因为他对欧洲很熟，而她还是个孩子时，就在非洲生活和游历过。
他说：“一开始挺费劲的。我们经常设宴待客，由于娜内是瑞典人，有准时的习惯——在瑞典，如果你邀请客人８点到，他们往往８点差５分或１０分就到了，然后在周围转转、８点准时按门铃。而加纳或非洲客人常常会迟到３０分钟到１个小时，为此她过去常常很生气。我现在比较准时了，而她也比较放松自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