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刊为苏修全面复辟资本主义叫好

苏修加速搞经济倒退措施，增加物质刺激，生产质量下降品种减少，特权阶层生产生活更加堕落
【本刊讯】美国《时代》周刊一九六七年十一月十日登载了一篇专文，标题为：《第二次革命》，摘要如下：
在柯西金总理的庇护下，苏联政府正在进行经济自由化的试验，以及在小心翼翼地扩大现在还很有限的个人言论自由。为了把事情办好，思想意识，这个长时期以来苏联生活中的吓人的东西，正在沦为实用主义的牺牲品。由于技术上的长足进步和在这个“无阶级社会”中新的阶级的兴起，当局面临着俄国政府和其公民之间日益增大的距离。
对于共产主义的头五十年，首先必须通过它对“社会主义祖国”所起的作用来加以判断，通过它对俄国的生活的影响和俄国对世界的其余部分的态度来判断。
十月革命所许下的东西比它远远不可能做到的事要多得多。尽管布尔什维克党人信奉唯物主义，但他们天真地梦想建立一个由善良占主导地位的社会，消灭自私自利和献身于建设一个穷人的天堂。
今天的苏联公民距离那个高度还差得远。他的社会同马克思的信奉者所要建设的也没有丝毫相似之处。虽然理论上说国家终将被消灭，但是俄国现在已经成为了世界上最大的官僚主义恶魔；到处都使人感到国家机器的存在和压制，它使它的公民希望落空，阻碍经济的发展。共产主义并没有带来为了工人利益的没有阶级的社会，而是产生了一个由党员和官僚组成的新特权阶层，这些人的生活方式包括别墅、豪华汽车、女仆，以至为他们开设可以买到稀有的西方奢侈品的特种商店。在俄国，工人和农民今天仍然处于他们过去所处的地位：社会的最底层。
在经济方面，这个政权正在拼命地挣扎，要把自己从它自己的教义的僵硬的束缚中解脱出来。按照共产党人的理论，在工人的国家里，应当把人的私心杂念，引导到集体和其它无私的事业中去。但是，俄国的统治者却发现，要是没有物质刺激，人民就会尽可能地少干活；农民每年在自己的小园地里所生产的土豆比集体农庄生产的还多。
根据经济改革的做法，俄国人抛弃了很多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工人和农民现在都有刺激性的奖金，工厂的经理有了更大的权力。
面对无数需要解决的经济和社会问题，苏联的计划人员今天觉得，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等这类理论，完全是废话。当然，中国人是对的；俄国人是修正主义者。
工业化和城市化，使俄国人的世界观发生的变化，也许超过任何要想按部就班地改造意识的尝试。尽管无神论广泛流传，事实上证明宗教越来越难以铲除。浸礼教徒的人数在逐渐增多，现在已经有三百多万。
西方已经惯于说俄国人今天的日子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过得好。然而，尽管俄国具有工业实力，总的说来不仅还落后于西欧国家，而且也落后于东欧共产党集团中的大多数国家，无论是在产品的质量和品种方面，还是在娱乐生活方面。
虽然苏联拥有强大的生产力，虽然它创造了各种空间业绩，但看来苏联却不能生产出一个转动始终灵活的门把手、一扇关得合缝的门、一项一试就灵的轻巧设备、一间流水畅通的厕所。一般俄国人的衣服都很蹩脚，不合身而价钱贵；买一双鞋要花半个月的工资。吃的单调到极点。平均每个俄国人的住房面积只有九平方码，新婚夫妇通常在婚后的头几年要和他们的父母住在一起。
苏联经济的大规模变革，已经以快得几乎有危险的速度进行。自经济学家利别尔曼五年前最初提出他的建议以来，已经有五千五百多家工厂（占全国工业总生产量的三分之一）转入新体制，这个体制使经理和工人的收入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利润，从而也就是取决于销售额。这就匆忙地引起对消费者的爱好和购买力的关心，甚至由官方发起运动来推荐无线电商业广告，改进商品包装、橱窗布置、霓虹灯以及一度受到反对的西方广告技术。
随着经济改革的向前进展，俄国人的生活正在经历着自革命初期以来最大程度的自由化。人们的言论自由日益扩大。经过多年的干扰以后，俄国人现在可以听英国广播公司、自由之声电台以及其他西方电台的广播。供青年人阅读的报纸《共青团真理报》已经开始就一些以前禁忌的问题向青年们提供解答。
俄国人下班后的时间有很大一部分花在排队上，他必须推来挤去以保持他所占的位子。酗酒现象是很普遍的，莫斯科的每一个公园每天晚上都有大量的醉汉要拖到醒酒站去。
今天，大多数俄国人只渴望过平静的生活，多一点自由，加上点特权、再有一点自尊感就够了。革命所产生的内心热情几乎已消失殆尽。
目前的政权之所以能推翻赫鲁晓夫，不仅是因为这个政权觉得赫鲁晓夫的行动粗卤，他的政策轻率，而且也是因为赫鲁晓夫总是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政治局和中央委员会。现在的三驾马车是平衡的。
勃列日涅夫和柯西金对俄国实行自由化是意见一致的，但是勃列日涅夫考虑较多的是思想意识方面。柯西金则比较实际和现实，被新的知识分子阶层看作是进一步放宽党的控制的最大希望。苏斯洛夫较多的属于强硬路线派，而波德戈尔内则是他们之中自由主义倾向最强烈的。
克里姆林宫的统治者们已经追随不上新的社会阶级出现的形势，像工业部门的经理、文化科学部门的知识分子以及军队里的新特权阶级等。因为他们对他们的改革要达到什么程度似乎举棋不定，政权和俄国社会之间的鸿沟正在日益扩大。
克里姆林宫最大的忧虑之一就是共产主义团结的破裂。
此外，全世界的革命派已不再指望从俄国或它的领导人那里得到启示，也不再想起它所提出的一度激动人心的口号：“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随着共产主义和日益进步的工艺技术懂得了要（和平）共处，俄国已经失去了作为革命指路明灯的作用。
克里姆林宫的统治者拥有的权力可以说是无限的，行使权力也是不受约束的；他们随时都可以宣布停止改革，而强制实行过去的至少是一部分严格纪律。然而，一旦正式开始那样做，那么自由化的过程也许不是那么容易制止住的。苏联经济的大规模改组和日益增长的工艺技术力量，正在给人民的习惯和世界观带来克里姆林宫难以扭转的第二次革命。如果这场革命的影响继续扩大，唤起俄国人对加入现代世界之列的响往，并给予他们更自由地表达那种响往的发言权，那么它最终可能甚至比十月革命具有更大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