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野显治访华报道：《中国大陆的新和旧》

【本刊讯】以下是香港《新生晚报》七月四日所载日本《每日新闻》记者中野显治的第三篇访华报道：《中国大陆的新和旧》：
自武汉至北平的行程，长达七百英里。沿线大多是一望无涯的平原；不尽的稻田、麦地、河流，一丘丘在我坐着的火车窗外如飞般后撤。这时正是春季播种的季节，不时可以看见十人或二十人一群的农民们，正在田野里工作；有的跟在水牛后面，有的站在犁头前面，用绳子挂在肩上拖着犁头耕田，我曾为此感到奇闻。
以后当我访问公社时，才知道中国大陆农村的生活，确实尚远远落在现代之后。这种情形也是我在广州和北平郊外参观公社时发现的；其中尤以南京郊区的“十月公社”，情况最为显著。
十月公社位于南京市郊外以东十五英里处的一座山边，人们站在这里，可以俯瞰着伟大的扬子江在山脚下滔滔东流。
这公社是于一九五八年由三个农业合作社合并而成的，现在已是一个有着一万人口和大约五万英亩耕地的单一组织了。
据人们告诉我，以大小而论，这只是中国公社中大体上等于中型的公社。一条铺有路面的道路，直穿过村庄的中央；道路两旁，分列着商店，住宅，学校和工厂，一直伸张到相当的距离。只见沿路一带的地面上铺着草席，草席上堆满白色的大萝卜，以及一些白菜和洋葱等出售。一些铺子的门前，挂着鸭子和成排的猪肉。满街都是手携篮子的家庭主妇们：年青的农村女郎，在推着货车沿街售卖。一种匆忙杂乱的气氛，是显而易见的。
大多数的房子都是草盖的，但也有一些旧式的农民住宅。就我所访问过的一家住宅而论，屋子内部并不怎样干净。我发现这座小小而极为旧式的屋子里，简简单单的两个房间竟住着一家五口，不免使我颇感诧异。
得过诺贝尔奖金的作家赛珍珠女士，曾在其发表于一九三○年代的一本小说《大地》里，描写了这个地区里农民们的生活。时隔三十余年之后的今天，就我所看见的这些村落说，似乎迄未有一点点进步。
我曾访问过这个公社里的一个“农业机械工厂”。这与其说是一家工厂，倒不如说是乡村的打铁铺更为相像些。你可以在这里看见一些工人们，用铁锤锤击着一片片的铁块。当我在那里站着时，他们的工作迄未间断。这种一下下有耐性的锤击，手臂和铁锤之有规律的起落，似乎就是好久以来，人们对中国所描写的特点。
然而当我这样看着时，我的心里不禁想起了另一些别的东西：那就是一些我所曾参观过的上海工业展览会中所陈列着的东西，亦即是全部现代式的车床，柴油引擎，电子计算机，以及其他各种各样的货品等，据说那些东西都是中国自己，也就是上海本身所制造的。若把这些东西，拿来同南京附近这个公社里的铁铺加以比较，再加设想一下这里工人们所致力制造的东西，又都是维持生活上所必需的项目，而生活情况的简朴刻苦，又是如此地真实，则在相对照的情形下，其尖锐的程度，也就更觉得明显了。
就凭着对这些中国大陆农民们的观察，我也许已懂得了一点显非西方人所能立即明了的东西。第一，公社完全适合于中国农村中的传统生活式样的，并非北京的残酷主人们所强加于人民身上的一种外来制度。第二，中国的农民们，至低限度是那些曾与我谈过话的人，并无寻求一种更舒服和城市中更快乐生活的怀抱，我觉得中国农民之依附于土地，至少有一部分原因是在自己的选择之下，把双足坚实地插入大地之故。（下转第三版）（上接第一版）
这个公社的首脑，是一位姓刘的年轻人，只不过三十岁左右。他虽然因为整天在野地上工作，皮肤晒得黑黑的，而且穿一件简单的蓝色工作服，但他的心智却是很敏慧的，一切有关公社的事实和数字，都好像随时存在他的手头。而且说话时也很安闲。
我曾问他：“那个公社工厂的工人们，生活情形究竟如何？”他当即答道，一个工人的平均工资去年计为一百另五元。不过一个家庭的每月平均收入，却为四十元至五十元之间。每个家庭一年间，均可储蓄二十元至三十元之谱。公社社员和公社领导人之间的工资是没有差别的。举例来说，我家共有六个人工作，较一般平均的工作成员多些，但我们全家每个月却可以赚到七十元至八十元左右。
由此可见，农民们的收入，远较城市里的工人为低。在城市里，工人们的平均工资，可达六十至七十元左右。可是这位姓刘的领导人却说：很少有农民要想离开公社前往城市。他说：赛珍珠小说中卖了房子逃往都市的主要人物王龙，与这些农民是无法比拟的。何况现在已再没有大地主之类的人物，剥夺了农民手中的大部分收获，使自己得以养尊处优，生活在数百万农民的饥饿之上了。
我又曾问他：当一九五九年至一九六一年的农业大灾歉期内，据说水旱灾害曾破坏了一切庄稼，农民们不得不靠野生植物充饥的时候，公社里的农民们又怎能活下来呢？据他答复说，“现在，我们这个公社里已有了八座小水坝和十五个灌溉站。当一九五九年的时候，我们即已建成它们中的一部分。这对扭转灾害方面是颇有用处的。所以我们受灾害的影响并不厉害。再者，自从政府彻底发展了社会福利的计划后，人民的生活业已有了保障。”
这次谈话，是在公社的一家酒家里吃午饭时进行的，这酒家的店名叫做“红景茶室”。我们一面谈着，一面只见鱼肉，蔬菜，汤饼和水果等菜肴，一道道源源而来，而且都烹调得极为精美。我当时以为，这些菜肴也许是公社从老远的地方购来，专供我们食用的；或者也有可能是在南京的酒家里烹饪好送来，因为这些东西的美味程度，甚至我在上海酒店里吃到的，也不过如此而已。因而我就把这个问题提出询问这位姓刘的领导人。他说：并不如此，一切东西都是公社自己生产和烹饪的。说着，又在午餐中也加入了一点点政治上的宣传。
饭后，我要求他把我带到公社的学校里去参观。提到学校时他又告诉我说：学生的人数与“解放”前比较，已增多了三至四倍；而且现在这个乡村里，已有了三家中学和九家小学，此外尚有一家幼儿园。
在幼儿园里的，孩子们曾以一首《客人你好》的合唱来欢迎我们；接着，他们又为我们表演了两个舞蹈：一个叫做《社会主义好》，另一个叫做《向毛主席献花》。一些天真可爱的小女孩们，曾握住了我们的双手，要我们参加共舞，我们就照办了。
当我走到一家小学里时，我见到了一些更令我吃惊的事情。当时一班四年级的女学生正在学校的操场上上体操，我突然听到这班学生在教师的口笛声中一致地高声呼叫。最初我以为她们在追逐一枚足球，谁知当一枚东西落在我的足边时，我仔细一看，却原来是一枚木制的假手榴弹。这使我想到了中国与北越有着联盟的关系，发生战争的可能性非常大。拿我们自己国内的情况说，若使一位教师作了这样一种事情后，当会被加以“复活军国主义”的谴责，很可能会立被解职的。
从这一点上，我看出了甚至在南京郊外这样宁静的公社乡村里，经历三十余年而无所变化的地方，也被一股新的社会主义风气所吹袭了。在那家学校的白色墙壁上写着这样的大字：“身居茅屋，应看全球，”“脚踩污泥，心怀天下。”
今天的中国大陆，新的思想正在排挤着旧的生活方式。
经过了数世纪的混乱后，终于整个国家已在向着进步的方面迈进，以期适应于新的时代了。有一次，当我正自广州前往武汉的途中，看见一位年青的空中小姐，正在扶着一位老妇人跨上飞机。这情景使我想到了，这正清楚地说明了中国大陆今天老一代和新一代之间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