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野显治访华报道：《一个标语国家》

他说：中国到处都可以看到标语，人民生活似已全盘为政治所浸透了。开始，我有些怀疑，他们的实际生活是否完全和这些标语的内容相一致，经我参观了更多的地方并会晤了一些中国人后，才发觉我的最初反应是错误的。……
【本刊讯】香港《新生晚报》六月二十六日、三十日和七月四日译载日本《每日新闻》记者中野显治所写的三篇访华报道，第一篇题为《一个标语国家》，第二篇题为《中国大陆的城市》，第三篇题为《中国大陆的新和旧》。以下是第一篇：
从香港动身搭乘火车北行，约需一个小时，便可到达罗湖镇。在罗湖，一条仅阔十码的小溪，名为深圳河的，把共党中国同这个世界分开。
当你刚走进中国境内时，你似乎看不出有什么特别的变化：树依然墨绿的，太阳也一样明亮地照耀着大地。可是只要你离开那条通往深圳镇的铁路桥梁两百码左右，便会有无数粘贴在道路两旁广告牌上的标语，吸引住了你的注意。
一排接着一排的中国字，用浓厚的原色写着，使每一个初次来自国外的旅客，无不为之吃了一惊。初初一看，你会以为这些都是广告，可是在中国，广告这类东西是不存在的。这些五颜六色的中国字，全部都是标语。在这些标语中间，是一些中国共产党主席毛泽东的肖像——这是一个伟大杰出的革命人物，也就是他，建立了今天的中国。
我很奇怪，在我旅行中国的整个时期内，我究竟将会看到多少这样的标语。事实上，在每一个显著的场所，在每一个人类眼睛可以接触到的地方，都可以看到这种东西。
一个魔术师的帽子里，常会飞出一张纸条，上面写着“中国共产党万岁。”射击场中的瞄准牌上，画着台湾省各个山脉，而在山脉上刻着“我们坚决地要解放台湾。”总之一句话，中国人民生活的全面，似已全盘为政治所浸透了。
我开始有了怀疑，他们的实际生活，是否完全与这些标语和招贴的内容相一致。但经我参观了更多的地方，并晤见了一些中国人后，才发觉我的最初反应是错误的。
在上海近郊，有一个新建的村落名叫“朝阳新村”。也许我不应把它叫做村落，因为这里是一个中国工人们的住宅区。一排排的公寓式房子里，住着大约六万八千名居民。村中设有学校和市场，也有一个电影院和一家百货商店。人家告诉我说，现在住在这里的人们，在第二次大战期内，都是草房和舢舨里的住户。
在某一个公寓式的屋子里，我碰到了一位姓郑的中国人，是一位车床工人。承他把他的生活历史告诉了我：他在十三岁时便到一家工厂里充当学徒。经过了三年之后，才获准到工场作工。但工场的工作也是非常艰苦的，每天要从上午五时起，一直工作到中夜为止。每当他工作有所疏忽时，还要挨工头和厂主的殴打。在做学徒的时间内，他除了食宿以外没有工钱的。现在，他的生活已经改变。他在车床工作上的技能，也已被人认识了。他现在担任着一个组长的职务，有五百三十名工人归他指挥。
他又说：他现在每个月可以赚到一百二十四元人民币，较一个普通工人的工资约大一倍。他住在这个村落里，已没有金钱的严重困难。他的儿子在大学里读着地质学。他说：在革命以前，他从来没有梦想过一个工人的儿子，居然能进大学。
另有一个年老的妇人，大约已有六十开外的年纪了，也把自己的情形告诉我说：“我过去通常都住在阁楼里，现在我却住着这样的房子，这都是党和毛主席的恩赐。”这些工人的住宅，比较起来还没日本工人们的住宅那样大。他们既没有电视，又没有电冰箱，也没有电风扇。可是那位老妇人看来对自己今天的生活甚感满意。在我同她所作的简短谈话中，她竟提起了毛主席的名称三次之多。
《中国上空的红星》一书的作者斯诺，曾经描写了一九二九年的中国大饥荒。他说，在那次饥荒中，中国西北的四个省份里，曾饿死了三百至四百万人民。在战前中国时常发生的混乱中，饥荒原是常见的事情。那位老妇人就曾经历了许多次这样的饥荒。她说：她知道她现在的生活已较过去好得多了。她似乎也完全相信，明天的生活，将比今天的更好。其他人们，也有同样的看法。
公家设立的中国国际旅行社里，有一位职员告诉我说：“我们人民的生活水准仍然低下，但明天的食粮已无须担心，我们的生活日趋稳定。假使你不信的话，你可以从马路上步行的民众们眼睛里看得出来。”（下转第三版）（上接第一版）
当我在这个国家作了一次迅速而片段的观察时，我发觉这一句在我们开始旅行那天对我说的话，是完全实在的。今天的中国，固然没有非常富裕的人民，但也没有任何格外贫穷的人。中国工人们的报酬，就我所见到过的那些人而论，虽比不上自由各国的工人们；但就另一方面说，他们的房租和伙食都甚便宜。而且如若你不十分浪费的话，你仍可在收入中留下百分之十作为储蓄。
中国人民经过了一个世纪的被侵略和内部混乱后，现在似乎都很满足于某种稳定的生活；而且他们也似乎在为他们国家的前途而艰苦工作。在中国所看到的大批标语，似乎也正表示出，至低限度这些标语可以代表他们为求达成目标而作下的一部分决心。
我每天在中国所看到的标语中，有些是这样写着的：“中国共产党万岁！”“向人民解放军学习！”“让我们携同毛泽东的理想前进！”等等。此外尚有许多别的标语，大都是指着国内问题而发的。
要想明了在非党员的中国人民中，容有多少人能完全了解和真正相信这些标语，那是颇不容易的一件事。不过赋予这些标语以内容的中央政府政策，其推行的彻底，实足以使我这样来自一个社会制度极为不同之国家的人惊奇。
当我有一次访问北京一个棉纺工厂的时候，我曾利用这个机会观察了一下这家工厂所附设的幼儿园。在这家工厂里作工的母亲们，都把她们的孩子托给这个幼儿园照顾。孩子们的年龄，只在四岁和五岁之间。然而在他们这样的年龄里，竟也已在阅读党的宣传品和歌唱党的歌曲了。对于较大的孩子们，则有着各种各样的青年组织。
我曾访问一个这类的团体，即所谓上海“少年文化宫”里的“少年之家”。一位十四五岁左右的女孩子在念着一首诗，经我留意听她念后，我不禁略感吃惊，原来她所念的竟是这样的词句：“我将来若要作一个农民时，我将努力于农业生产的工作；我若必须作一名士兵时，我将与帝国主义作战；我若作为一个运动员时，我将是一个光荣的选手。不管我作什么，我将要成为社会主义中一枚不生锈的螺丝钉。”
试想想看，这样的词句，竟出诸于一位天真无邪的女孩之口，怎不令人惊异。为了确证我的听觉，我曾宁静地向着站在旁边的另一个女孩说：“你将要怎样，你要说些什么呢？”谁知她竟迅速而好像非常自然地答道，“我将要成为一个我的国家所不可缺少的人物。”
这女孩子接着告诉我说：她出生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的两年，在大贫穷的这几年内长大；而在她这个短短的生命史中，无疑那三个实际上属于饥荒的年头，亦即自一九五九年至一九六二年，几乎是她有生之年中的一重要关头，也就是大跃进迅速失败的时刻。可是她却能装着全心全意地相信当前这个中国政府。
我对这个女孩的聪明才智，印象甚深；但同时对于这种人性的彻底改造，过去和现在都在对这女孩及其同侪们所积极进行着的，自也不免深感惊骇。